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比较意识，不是法国式的文学沙文主义(或曰法国中心)，也不是美国式的“世界主义”聂乌帕科斯娃之论，而是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焦虑，是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企求，无论是文化上的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无论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反映了文化碰撞的焦虑心态和“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即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迫切愿望。（《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46页。 ）
中国比较文学，正是这种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正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交汇的激流中崛起的一支文化生力军，一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寻求中西文学互释、互照、互补、沟通、融汇乃至重构文学观念的“架桥”大队，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法国式的文化“外贸”，不是文学作品“输出”与“输入”的斤斤计较；也不是美国式的文化“大同”（《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不是强调“警惕民族特色”、主张“非民族化”的西方中心式的“世界主义”（佛克玛《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批评：国际的观点》，《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