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这条航线由于运输货物的不同，又有许多别称。随着阿拉伯半岛及东南亚香料的输入，这条航线又被称为“香料之路”。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起点包括徐闻、合浦、临海、广州和泉州等等。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先秦　　中国南方是南岛人种的发源地。先秦时代称之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他们拥有优秀的航海经验和冒险精神，足迹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时代起即开始了向远洋迁徙，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均有分布。秦代
南越王墓出土西亚式银器皿　　海路西探，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
秦灭六国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越人的顽强反抗而被杀。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并和赵佗一起率领大军南征，经过四年努力，于前214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秦在岭南设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并以南海郡为中心逐步发展起繁荣的岭南经济圈。秦末，北方征战不休，岭南地区由赵佗统治，史称南粤国，是当时少有的和平地区。
前202年汉立国，汉高祖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与南粤国议和，两国得以发展经贸。前195年高祖驾崩，吕后摄政与南粤国发生冲突，双方在南岭发生激战，战局僵持。当时岭南地区主要出产丝绸类纺织品，赵佗为寻找重要的军需物资铁资源开始谋求海上路线通往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腊风格银器皿以及南粤国宫殿遗迹发掘出来的石制希腊式梁柱就是相当好的证明，证实了秦末汉初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诞生，岭南地区向西方输出丝绸以换取各种物资，并且有希腊工匠来到中国参与了南粤王宫殿的建造。两汉　　海路西达印度、波斯，南及东南亚诸国，北通朝鲜、日本。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粤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南从日南、徐闻、合浦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1]。
东汉时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年-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2]）这是历史记载的中国与罗马帝国第一次往来。
中国商人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三国之孙权与海上丝绸之路　　提出“丝绸之路”一名，首推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 1833-1905)，他对中国进行多次调查考察后，在所著《中国》(三卷)中提出此名，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可能因为在这条路线上进行的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道运往西方，而且也经由海道，因而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 1865-1918)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其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与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又均加以研究。但对这条路线作多方面详尽考释者，当推北京大学陈炎教授。由于某种原因，他直到知命之年以后，才始得以重新从事科学研究。其突出成就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曾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从西方的威尼斯航行到东方的日本长崎，途径16个国家和22个海港城市，并参加了马尼拉和泉州的重点考察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的研究不仅对各条路线进行考证，还特别着重于中外文化交流。本文所论，对先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所吸纳，亟以少走弯路和避免错讹。
一、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便知种桑养蚕。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故事，虽近似神话，但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对生产蚕丝已有认识。4700年前，浙江吴兴钱山漾一带，已能生产丝绢。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三尺七寸，重量不到一两，其工艺之精巧，轰动了整个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更被誉为“世界丝绸宝库”。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丝绸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否定了过去人们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我国最早的丝绸发源地之说。西方人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认识中国丝绸开始的。他们誉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希腊文意为“丝绸”)，中国丝绸从此誉满天下。它外传的时间，据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这条传播丝绸的道路，就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是这样的美丽，它一传到西方就使西方人为之倾倒。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中国丝绸于是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丝价竟与黄金价格相等，于是商人竞相到中国贩运丝绸，丝绸之路因此日益繁荣。中国丝绸遂成为古代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但这条在汉唐时期异常活跃的丝绸之路，因为从陆路外传，有它一定的局限性[1]，便逐渐转为海路。
它主要的局限性是：首先，陆路要通过许多民族和国家，如果其中有一个发生变乱，或为垄断丝绸贸易者所操纵，则其便不畅通：其次，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外传。而我国的主要外销商品如丝、瓷、茶等产区，都远在东南沿海，要长途向西运输，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尤其像瓷器等较重易碎的商品，陆运就难以承担，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它已不能适应商业运输的需要。何况对环太平洋各国，陆路是无法到达的。再次，陆路的自然条件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运输量有限，时间久，运费高。这些致命的弱点，限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特别是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向南转移。这样，丝绸之路便自然要另辟门经。
陆路的缺陷，恰好是海路的优点。我国东南沿海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又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地区，陆路不能到达的海岛国家，从这里起航都可畅通，而且不受别国的牵制，可以自由通航。罗马帝国为摆脱安息(今伊朗)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操纵和对丝绸贸易的垄断，于公元166年打通了直达中国的航路，就是例证。海运临近生产商品基地，海船的运输量比骆驼不知要大多少倍，且运费低廉，像瓷器等商品海运安全可靠。这些都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正是这些原因，丝绸之路就由陆地转向海洋，而且日益兴盛。
“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我国丝绸的输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
东海起航线：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便“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织绸技术就已传入朝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孙自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公元469年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日本开始出现吴服(今和服)。她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南海起航线：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时，我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然后，从今斯里兰卡经新加坡返航。这样，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就传入上述各国。由于中国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自此便有中国丝绸传入今印尼、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传到欧洲的大秦(罗马)的这一条途径。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汉唐时期，中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作了怎样的贡献呢？
二、三国孙权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周秦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二是唐宋为发展时期；三是元、明两代为极盛时期。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孙权雄踞江东，以古之大禹为榜样，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更通伐，妨损农桑”而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说造船业，航船、航舰，这是航海的必备条件与主要工具。在三国之前，一般都是靠帆船与信风，在海上漂泊无定，几近冒险，为此而丧生者，不计其数。到了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据张大可著《三国史》，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汉代主要造船地区在长江下游苏州、无锡、安庆等地，多是平底内河船。孙吴造船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等港口。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最大战舰可载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层，雕镂彩画，非常壮丽，续航能力强。载马八十匹的海船称小船。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
据富阳当地学者朱健文在《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一文的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这就是用横梁和隔舱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船要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
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次说航海术。三国时期，随着造船业的崛起与发展，人们很自然把目光从内河而投向海外。江东地区的先民早就积累了相当的航海知识与技术，这可以从先民们的探索历史中得到印证。
一是季风(古称“信风”)与海流为先民们的出海远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是典型季风气候的国家，沿海岸风向主要表现为季风特征。每年当冬季东北风起时，海流随风向由东北朝西南流；当夏季西南风起时，海流又随风向朝东北流。日本海有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暖流和寒流。发源于鞑靼海峡的里曼海流，在冲刷俄罗斯滨海省份的海岸以后，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岸南下，当碰到来自西南的对马海流时，它的一部分转向东流，而它的大部分则形成潜流南下，抵达济州岛再渡上浮，成为中国海内寒流的源头；另一方面由南来的暖流，经台湾海峡沿琉球群岛北上，穿过朝鲜海峡，形成对马海流，沿着日本列岛的西岸向东北流动，直到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后，分成支流逐渐减弱，所以日本海上由于里曼海流和对马海流便出现了大体上沿着周围陆地向左旋的环流。
江东先民(或称东吴人)早就认识到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并且适时地加以利用，使之成为长距离远洋航行的驱动力。
二是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造成先民们出海的好时机。
在中国近岸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譬如东海沿岸流(又称长江冲淡水)。东海沿岸的路线随季节不同而不同。夏季，在西南季风盛行时期(6-8月)，浙江沿岸水北移，在长江口外与长江水和钱塘江冲淡水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冲淡水流，向东北直指济州岛方向与对马暖流相接，其中一部份汇入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冬季，长江流量大减，东海沿岸流也随着减弱，在偏北季风吹送下，长江冲淡水与钱塘江冲淡水汇合，沿浙闽海岸南下，并穿过台湾海峡直接入南海。
三是天文航海术与地文航海术，成为先民们远航时判别时间与方向的依凭。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以太阳、月亮、星星作标准的。通过长期视察日、月、星辰，很自然地会认识到，白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没入西方；夜晚星辰同样也升起于东方，落于西方。先民们早就根据太阳、月亮、星辰的运行规律来判别方向和时间了。既然陆地上能够这样，那么，也完全可能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海上活动中去。
四是船舶操纵技术提供了比前更为可靠的技术保证。
三国东吴的海船用上前所未有的多帆技术，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吴时外国传》称，这种船自南海乘风航行至大秦(罗马)只需一月，吴人万震(曾任丹阳太守)《南州异物志》也说，多帆海船上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充分地利用风力，“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风激波，所以能疾。”
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
再次说水师。有大船而无驾驭大船的水手和船员，也无法出海远航。这一点，孙权及其东吴以“水军立国”的战略思想，培养与造就了一大批擅于水上作业的精兵强将。这在汉代尚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经过此后许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对后世也确有肇始与开启之功。
孙权水军士卒训练有素，良将云集，纪律严明，因而战斗力很强，就连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曹操也十分钦佩。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与孙权在濡须的一场水战中吃了败仗，被歼三千，自溺数千，而望孙权，则仪表堂堂，沉着指挥，战船高大，器械精良，军伍整肃，作战勇敢，曹操既惊奇又敬佩的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这是作战对方对孙权水军的称赞。
孙权水军的精良，在客观上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条从黄海到南海漫长的海岸线；其二，有长江、钱塘江、赣江、闽江、湘江、东江、北江、西江以及太湖、湖庭湖、鄱阳湖等大江大湖，而且江湖连接成网；其三，国内有较发达的炼铜、炼铁、造船、纺织等工业，为发展水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技术力量。其四，吴与魏、蜀基本上以长江、湘江为界，争夺要地，战争的特点是水战，这就决定了发展水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孙吴的“地利”条件之长，正是蜀魏“地利”条件之短，孙吴发展水军是完会符合客观实际的。
最后说丝绸业。孙权及其东吴拥有出海的大船与技术，拥有人才与水兵不说，如果缺乏从事海外贸易的物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就不可能形成。三国时期，作为海上贸易之“大宗”者，当首推丝绸。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孙吴时期，统治者重视农桑，致力垦荒，许多大臣都提出了这类建议。永安二年(公元259年)，景帝孙休下诏：“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于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田桑已至，不可后时。”说明孙吴政权对丝绸生产的重视。非但如此，陆逊还在海昌屯田时，“督劝农桑”；诸暨、永安等地也生产御丝；永嘉还贡八蚕之绵。可见丝绸生产区域得到了扩大。近年在安徽南陵县麻桥乡发现东吴墓葬，随葬有梭子、纺绽等纺织工具和记有练、绢、锈、锦、缯、纻、布的遣册，极有可能就是一位丝绸生产者的墓葬，这为东吴丝绸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国时吴国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史载孙权夫人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具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同时，孙权又曾“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由此看来，御府中也生产锦绣等丝绸产品，具体生产作坊就是御府下属的织室。
这官营丝织自三国孙吴始创以来，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例如两晋时期，据《邺中记》记载：“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绵织成署皆数人。”石虎即赵石虎的官营丝织作坊，在当时规模最大，尚方御府，即后赵主管这类作坊的组织，其下又有织锦署、织成署等。南北朝时期，这类作坊还按军事系统编制，可见其织户工匠之多、管理之严。
三国孙吴在上述诸方面都在汉代有较大进步，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它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和海流的方向，在夏季(6-8月)，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则台湾，远则日本等地。
如此航线的有无，已被后世的航行所证实。古代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通，唐及唐以后遣唐使以及贸易商船的往来，大多采用这条路线，自然与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导航有关。不过这条航线事先是不一定了解的，更不会知道所到之处是什么地方，远航的结果，往往后来才知道。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的事实都说明雄踞江东的三国孙吴很有作为、很有建树并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