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一个特殊的名词，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正如李鸿章所言“千年未有之变局”。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夕阳时刻，更是中国整个封建制度的落幕时刻。所以，这个时期的任何事件我们探寻其原因时，既要从微观角度清朝入手，更不能忽视整个封建制度这个宏观的角度。
宪政，是用宪法或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即“法治高于人治”。晚清宪政，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尝试，它本质上也是中华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而精神与制度的变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下面就传统因素对晚清宪政改革的阻碍作用谈谈我自己的观点。
   （一）地理因素
    从地理位置来讲，中国处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东临大海，西有帕米尔高原与中西亚相隔，西南又有喜马拉雅山把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分割开来。总之，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由此，这里很少受到除北方陆上外族的入侵，相对比较稳定，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此繁衍发展了千年而没有间断。
从气候上来讲，中国大部分处于温带气候，光热水条件较好，适于农作物生长。当然，同时季风气候下的降水不均也造成了水寒灾害频繁。相对来说，这里还是有比较优越的生存环境。
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这里独特的文明。
第一，自然条件的优越为中国农业的发达创造了条件，发达的农业为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提供了自然条件的便利。从氏族社会时期，中国农业就有了很快的发展，勤劳的人民培育了水稻等大批农作物，黄河流域也成为早期的文明发祥地之一。而重农抑商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尤其是晚清宪政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后叙）。
其次，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形成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而由这种格局衍神、生出来的文化观念对中国近代民主化有重大阻碍作用。东亚地区以中国大陆为主体，日本群岛.朝鲜半岛.菲律宾群岛.越南为羽翼的地理位置为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国体制的地缘政治格局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古代中国，始终有藩属国，如琉球，日本，越南，朝鲜，缅甸，苏绿，浩罕，南掌，廓尔喀，坎巨堤，暹罗等等。传统的这种藩国体制让中国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加之中国长期领先，很容易形成“虚骄自大.天朝上国”“我为华夏，外为夷狄”的观念，而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帝王，更笼罩着整个国度。这不能不说与地理位置有重大关系。而虚骄自大的文化观念自然就带有了排外性色彩，使近代中国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显得异常迟钝，具体到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和先进思想更是如此。
第三，中国自然灾害频繁呼唤集权体制维护人们的生存条件。中国处于温带季风区，有优越自然条件的同时，由于锋面雨带移动的不规律性，降水不均，由此造成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对人民的生存始终构成威胁。历史中记载，在1911年之前的2117年里，共有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灾荒，12年就有一次大的灾荒。[1]直到现在自然灾害依然对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所以，自然灾害呼唤中华民族的团结，呼唤集权体制的产生。历史证明，大禹正是因为治水的巨大功绩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从而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集权式政权------夏朝的。其实，早期的自然条件对国家体制的形成是有很大制约作用的。而集权恰恰不利于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政体的转型。我始终认为，中国能够较早跨入封建社会，正是源于周代的分封制。周王在分割土地的同时也分割着国家权力，地方诸侯国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自主权。伴随着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中央权威大大下降，加之分权体系下各诸侯国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地方分离更加明显。而新的封建经济和新的政体也开始在地方诸侯国建立。正是地方诸侯国的改革让中国较早进入封建社会。同样，近代宪政民主国家的建立莫不有分权的传统。
第四，中国北部始终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客观上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保卫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西周时期的犬戎，秦汉时期的匈奴，两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两宋时期的女真契丹蒙古，明朝时期的蒙古女真，以及清朝时期的葛尔丹，几千年来始终存在游牧文明的威胁。而外部势力的威胁客观上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我想这也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存在几千年的外部原因。当然，战争也容易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府力量。汉武帝时期在对外战争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集权对社会转型是有阻碍作用的。集权下的力量会异常强大，从而阻碍新事物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戊戌变法被顽固势力扼杀了，而日本倒幕运动却成功了。原因正是因为日本地方实力派对幕府的打，而中国的地方是不折不扣听命于中央。
    而与此不同的是，欧洲呈现另外的局面。从气候上属于海洋性气候，降水均匀，自然灾害较少，从一开始就缺乏孕育集权文明的自然条件。从地形上讲，地形平坦，临地中海，便于发展商业，却极易受到外族入侵。所以，不难看出，希腊是以一个个城邦文明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典型如雅典文明，斯巴达文明。而地中海面积小而临海的自然条件，又使他们有重商的传统。
同样，正是外族日耳曼人的入侵彻底摧毁了早已千疮百孔的罗马帝国。由此，也形成了欧洲中世纪长期分裂的局面。
综上所述，中国的自然条件催生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特殊的地缘格局让中国处于长时期的中心位置，也孕育了世界其他地区难以匹敌的集权文明。而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分权传统和外部环境安全是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这两个条件均不具备。而这些不同地阻碍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二）经济因素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宪政民主制的能否建立与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正是中国古代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始终无法有质的突破。
重农抑商首次由商鞅在秦国实施，不可否认，它在秦国增强国力以至统一过程中都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但是，这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统一过程中多次进行对外战争，需要充足的农产品做坚实的后勤保障。而且，在封建经济刚刚确立初期，加上战争及灾害，产品还很缺乏，缺少发展商业的起码条件。
但是，在以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重农抑商”竟然被推行千年，其中的原因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原因。我想，它更是一种统治策略。
首先，商业本质是一种交换，必然带来商品人员的自然流动，而作为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来说，人员流动无疑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同样，也会给征收赋税和登记人口带来极大困难。第二，商贾势力膨胀，容易加大贫富差距，加剧土地兼并，加大操作市场的隐患，盘剥百姓，引发矛盾，从而威胁封建统治。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商贾势力，王安石通过变法压制商贾势力，正是为此。第三，农本思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易于实现社会稳定。而且，农业收入稳定，易于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保证政府日常运行。
正是由于重农抑商的政策的实行，让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低水平，难以发展成高水平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形态，始终未能达到瓦解自然经济的地步。这才是晚清宪政甚至中国近代民主化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反应迟钝，难以实现农业性质的转变，这就阻碍了农业的商品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身的封闭性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国长时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可见，封建体制的压制和中国农业商品化的失败，是中国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重大障碍。[2]（192页）而市场是民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拥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因而促进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自由观念，进而要求限制国家的权力，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即实现由专制政治向民主突政的转型。
作为现代化主体的新式商人，由于封建体制的压迫，力量一直不够强大。由于被传统制度的规定和集中起来的传统性政治反对势力所挫败，新兴社会力量的发展备受摧残。[2]（205页）而英日等国，一方面，是旧的农业统治阶级，他们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但经济权力并不稳定；另一方面，是正在倔起的工商业桔英，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但在政治上、社会上尚未站稳脚跟。从而实现联合，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少阻力。但在中国，官僚阶级的特权并未根本触动，而新型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因而不存在商人与传统贵族的联合，发展的阻力异常强大。
综上所述，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制约中国新经济因素成长甚至近代民主化的最大制约因素。
   （三）政治因素
    晚清宪政改革是在数干年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专制政治这一历史背景就决定了改革的艰难性。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由顽固而僵化的中央集权体制向地方分权体制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难摆脱一放即乱的局面。[3]（24页）如果中央没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政府就极有可能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奔中倾覆。历史实证材料也表明，现今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传统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而现代社会大都具有分权的传统。
从中央内部权力分配来说，中国的传统政体属于集权官僚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具有庞大的、职能较分化的官僚机构，君主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具有相当的社会和政治流动性。这与分权制有明显的区别。由于君主垄断了合法性权力，使得权力过分集中，从而使政治体系具有刚性的特征。这种刚性的文化思维模式有利于革命的发生，而不利于改革的成功。[3]（172页）这是因为革命需要将政治问题两极化以二分法将人群分为阵线分明的敌我两大营垒，而改革则需要在各种势力之间做出妥协，实现互有收益的让步。它难于同化改革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势力，以扩大政治权力的容量和政权的社会基础。实践也证明，中国更多的是农民起义的扫荡，而王朝内的改革大多失败。比如王安石变法正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官僚大地主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宋王朝也在此之后一步步走向灭亡。
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迟迟未能形成，除了受以土地为分封基础的契约关系的制约外．还有—个重要的绊脚石是基督教在精神领域的一统天下。政权与教权的斗争成为了中世纪政治生活的主题。中世纪二元政治体系对于后世欧洲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由于教权的长期存在与强大，欧洲政治上的一统被严重“弱化”。[4]在人们的观念中，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是最高层次的上帝之城，世俗国家(政权)则是物欲的、次层次的。这种观念无疑对西欧专制王权的构成羁绊．也为近世欧洲政治自由主义、分权制衡原则提供了思想土壤。
下面以英国为例。
早在安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就形成了君主制。当时的中央政府由国王、王室成员和贤人会议组成。贤人会议的主要成员是教、俗贵族，拥有立法、行政、税收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他们构成了对于王权的限制。诺曼征服后，英国迅速封建化．威廉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王权，但英国的君主王权始终是有限的。这种传统，使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向中央集权过渡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限君主专制这一特点。英因历史学家麦考莱勋爵总结道：“古老的英国政体属于有限君主制类型…(国王的)权力虽很充分，却受两大宪政原则的限制。”这些原则如此古老，没有人能说出它们起于何时，这些原则又如此合效，其顺乎自然的发展已经持续了这许多代，产生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物秩序”。[5]实际麦考莱的“两大原则”可以形象地归结为“国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  这也是英国有限专制政体持点的形象化体现。
   “王在议会中’  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在使王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的同时，也使议会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改革前，议会分上、下两院，由国王召集、统领；改革后议会分成丁三个部分，即国王、上院和下院，国王成了议会的一部分。虽然在议会中，国王处于主导地位(国王有召集、解散议会权，两院通过的议案只有通过英王的签署方能生效)，但国干不能凌驾于议会之上，国于的统治权也只有通过议会这一机构才能体现出来(国王的命令只能通过议会才能生效并被执行)。
    “王在法下”，是英国的政治传统．而专制主义都要求王全至上。为了既维护强大的中央集权，又继续保持英国人古老的“自由”传统，英国人煞费苦心，运用“神法”与“人法”两大概念，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神法即上帝之法，是大地万物的最高难则．人法是人世之法，随着人的变迁而变化。英国人认为，国王是执行上帝之法的仆从，不可凭自己的想象进行统治，也没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国王在现世无法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善、行恶，而只对上帝负责。在社会实际中，法律在英国享有最高权威。英国法律主要包括先前的习惯法(普通法)以及本朝制度的总汇。英国习惯法一问具有独立性，不受当初国王的干涉，英国法官的收入来自法庭诉讼金，经济上具有独立性，故在司法中也较少受国王影响。
    英国有限君主专制的这两个特征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机器相对虚弱，自然也就影响到英国政治民主化的力式，即以和平渐进之路完成制度的变革。
    除了封建体制的顽疾之外，它还有比较合理的制度，从而人们比较留恋旧的体       制而不愿迈出改革的步伐。而这最有代表性的莫如科举制。
科举制与世袭制这一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从全国各阶层中收罗有为的人材，吸收进统治机构。“赤贫如洗”的阶层的人，当然不可能掌握可以中举的学历。但只要出生于握有学习所需要的一定家产的家庭，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良成绩，就有可能成为大官。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下，幕府中的人必须出生于大名的家庭。出生于下级武士家庭的人，一辈于只能当下级武士。但在中国，即使出生于中小地主的家庭，根据其才能，也可能跻身上层。[3]（198页）相反，科举的考试如不合格，即使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子弟也只不过是“土豪劣绅”，不能成为统治机构的成员。作为封建社会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合理性。所以像孟德斯鸠等在封建时代末期活跃的欧洲的思想家，尽管认为它是相当理想化了的形式，但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科举制度对于维持封建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制度，但对于向近代化过渡，应当说是重大的障碍。其原因，首先由于科举制度有着许多合理性，因而使得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对现行体制有着强烈的迷恋，热哀于维持现行体制。[3]（205页）
与此相反，日本的世袭制与血统制所具有的不合理面，表现为包括一部分统治阶级的人对现行体制的反感。著名教育家福泽渝吉也说：“封建的门阀制度因我而成为父母之敌。”下级武士也是武士阶级的一部分，属于统治阶级。日本幕府末期的下级武士对农民起义等虽然也表露出强烈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但对世袭的门阀制还是表示出不共裁天的仇恨。当欧美的政治制度的知识传到日本时，尽管这些知识还欠完备，但日本较早地出现了试图参考这些知识来改革日本的制度的活动。这主要也是由于认为可以以此解决世袭制不合理的问题。
科举制成为近代化障碍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统治机构在录用人材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而妨碍了人材向其他方而流动。由于存在着这种制度，有为的青年只热衷于学习儒家的经典和烦理的八股文。与此相反，日本的统治机构—向贯彻血统制和世袭制的原则，因而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比如说，认为研究新兴的学问——西学是脱出下层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西学家在幕府和各藩的中枢并没有占有很高的地位，幕府末期学西学的人由于其所学内容主要是技术，因而主要看作是技术工作者。但酉学家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可以获得较好的收入。而且在进入明治时代不久，学西学的入不论在政府或民间，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占据了中枢的地位。
日本在幕府末期能够把下级武士的力量集结起来，而中国却来能形成相应的势力，上述情况即使不能说明全部原因，起码可以说明部分原因。
   （四）文化因素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抵可划归臣服型意识形态型。又由于地理封闭型和长期领先的原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封建专制政治有着高度的相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国民性，非但不利于规则化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反而对其建立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纲常名教是专制政治的灵魂，因此，以封建伦理作为改革的文化基础必然对宪政制度的建立具有极大的抵触性。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鲁迅也说中国古代分为坐稳奴隶的时代和做不了奴隶的时代。
在权威型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解决政治争端时的思维方式是“全赢全输”、“胜者王侯败者贼”，缺乏妥协的精神。美国政治学家科思指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具有较高民主素养的人应善于“以妥协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寻求持中的解决办法、使冲突各方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相反，这种对立的文化思维模式有利于革命的发生，而不利于改革的成功。这是因为革命需要将政治问题两极化以二分法将人群分为阵线分明的敌我两大营垒，而改革则需要在各种势力之间做出妥协，实现互有收益的让步。而正是晚清政府内部包括满族亲贵.地方督抚大员.以及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对立宪目的不同和互相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从文化的包容性来讲，中国大多是输出型文化，而不是吸收型文化。即使是唐朝也是输出多而吸收少。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长期领先的历史惯性，不仅仅是因为东亚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更是由于中国的地广人多，必须要求一种统一的文化才能让国家统一。同样，与欧洲形成思想统一政治分裂不同的是，中国在汉武帝时期就实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全部统一。至此，即使有外来的文化传入，主体文化已经在此时形成，并影响千年。以至于洋务派的思想仍然为“中体西用”，没有从主体上改变中国的文化，这是由历史根源决定的。所以，晚清宪政改革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从社会教育形态来讲，中国从乡学到国子监实行的本质是选拔性教育，而不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普及性全民教育。恰恰相反，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是以科举为中心而进行的，由此而形成的原则超越了时代、体制的差异而延续了下来，而且反而得到了增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自宋代依靠科举制确立了统治机构的组成以来，学术和教育都为它所规定。这不仅表现在制度方面，甚至对学术与教育的社会思想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产生了把不能中举的学术都不看作是学术的现象。把教育及教育思想当作“选拔、达到目的型”。科举的目的是在选拔人材。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变成了以选拔为前提的教育，而灶形成了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一—个举而学习的类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就产生了这样类型的教育；“选拔优秀者进行教育”一—对非优秀者没有必要进行教育一一“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教育。”而教育与科举的结合，使社会精英更注重人文科学而忽视自然科学研究，这也是中国近代自然科学落后的原因。仅有的社会精英也成为了旧体制的维护者（比如曾国藩）而缺乏新体制的探索，以至新兴力量难以崛起，思想没有解放，民众没有得到启蒙，不能不说使晚清宪政改革缺乏雄厚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诉，这几个方面的传统因素都对中国近代民主化包括晚清宪政有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而且，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优越的自然条件为重农抑商提供了可能，频繁的自然灾害又催生了集权的国家体制，而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产生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相对封闭的地域形态又加剧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定和延续。同样，也在此条件下形成了崇尚权威统一对立的集权式文化。而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反过来又与中国的环境相容，也保卫了中原自然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则更是把政治与文化紧密相连。它们共同维护了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至于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转身是如此之难，连毛泽东同志都说即使没有外来的侵略，中国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是极其缓慢。再加上近代外来的入侵，清王朝自身的因素，使晚清宪政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三联书店，1997.22-24页
[2]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
[4] 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M]，学林出版社，2003.84-85页
[5]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57-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