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朗（?－228），本名王严，字景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北）人。汉末三国时期名士，仕于曹魏，官至司徒、兰陵侯，与钟繇、华歆并为三公。去世后谥曰成侯。王肃之父，王元姬之祖父。
人物事迹
王朗曾以通晓经籍而拜郎中，任菑丘县长。后因老师杨赐逝世而弃官服丧。及后获举孝廉，被辟命都不应命。及后被徐州刺史陶谦举为茂才，任徐州治中从事。当时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王朗与别驾赵昱建议陶谦遣使向皇帝表示对汉室的支持，陶谦听从并命赵昱带着奏章到长安。献帝接到奏章后赞赏并升陶谦为徐州牧、安东将军；赵昱和王朗都获升迁，王朗被任命为会稽太守。
王朗到会稽后见当地人民仍然祭祀秦始皇，并且与夏禹同庙。王朗认为秦始皇是无德之君，不配获得人民祭祀，于是将这行为取缔。在任四年，获得当地人民爱戴。建安元年（196年），横扫江东的孙策率兵进攻会稽，王朗的功曹虞翻建议避其锋锐，但王朗不接纳，坚持要守护城池到底，领兵对抗，最后被孙策击败。王朗于是打算逃到交州．出海到东冶时遭孙策追击，唯有投降。孙策因敬重王朗而不作加害，亦曾派张昭劝王朗为他效命，但王朗坚决不肯。
三国志大战3王朗形象 后来曹操上表征召王朗，王朗由曲阿出发，但因为久经战乱而道路不通，辗转数年才到任。王朗先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建立，以军祭酒身份领魏郡太守；后历任少府、奉常、大理。王朗处理事务在于宽恕犯罪者，控罪有疑点时判罚都会从轻，因而与钟繇一起以治狱而知名。
曹丕继任魏王后，王朗迁任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曾进言劝减轻刑狱，转以扶助幼弱，帮助人民休养生息。同年，曹丕受献帝禅让称帝，改官名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曹丕时常出外游猎，有时到半夜才回宫。王朗于是上疏劝谏，曹丕于是不再半夜回宫。
不久吴蜀夷陵之战爆发，有人认为应该举兵支援称藩的东吴，并一举吞灭蜀汉，但王朗认为应该等待两军相持不下时才领兵支持，并派持重的将领攻蜀军要害之处，一举决胜；而当时东吴尚未起兵，而且经常下雨，不利于行军，于是反对。曹丕听从。后来曹丕征召孙权长子孙登为东中郎将，但孙登没有来，曹丕于是到许昌大兴屯田，打算进攻东吴，王朗又 听闻孙权的回答未到，一旦越兵后孙登来到，影响甚大；于是反对出兵，建议增强边境戍守，预防东吴进攻。当时曹丕以已成军而出征，而孙登始终没有来，曹丕到长江后撤回。
太和元年（227年），魏明帝即位，封兰陵侯，任司徒官职。曾上书魏明帝谏止营造宫室。太和二年（228年）王朗去世，谥成侯。有一子名王肃，乃三国曹魏的一代经学家，袭爵兰陵侯。正始四年（243年），王朗与曹真、曹休、夏侯尚、桓阶、陈群、钟繇、张郃、徐晃、张辽、乐进、典韦、华歆、曹洪、夏侯渊、朱灵、文聘、臧霸、李典、庞德因功而得到曹芳于曹操庙庭祭祀的礼遇。
历史评价
曹丕：“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
曹植：“英辨博通，见传异庆。德实充塞于内，知谋纵横于外。解疑释滞，剖散盘诘者，王司徒也。
《魏书》：“朗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
《三国志·王朗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
史籍记载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王朗 字景兴，东海郯人也。以通经，拜郎中，除灾丘长。师太尉杨赐，赐薨，弃官行服。举孝廉，辟公府，不应。徐州刺史陶谦察朗茂才。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策以儒雅，诘让而不害。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着。
太祖表征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初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务在宽恕，罪疑从轻。钟繇明察当法，俱以治狱见称。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劝育民省刑曰：“兵起已来三十馀年，四海荡覆，万国殄瘁。赖先王芟除寇贼，扶育孤弱，遂令华夏复有纲纪。鸠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鸡鸣狗吠，达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远方之寇未宾，兵戎之役未息，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良宰足以宣德泽，阡陌咸修，四民殷炽，必复过于曩时而富于平日矣。易称敕法，书着祥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慎法狱之谓也。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丁壮者得尽地力，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则无喂饿之殍；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壮而后役，则幼者无离家之思；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强，恩仁以济其弱，赈贷以赡其乏。十年之后，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后，胜兵者必满野矣。”
及文帝践阼，改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时帝颇出游猎，或昏夜还宫。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周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而后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帝报曰：“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初，建安末，孙权始遣使称籓，而与刘备交兵。诏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朗议曰：“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后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一举更无馀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帝纳其计。黄初中，鹈鹕集灵芝池，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朗荐光禄大夫杨彪，且称疾，让位于彪。帝乃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诏曰：“朕求贤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称疾，非徒不得贤，更开失贤之路，增玉铉之倾。无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见违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后辞。”朗乃起。
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国。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且吴濞之祸，萌于子入，隗嚣之叛，亦不顾子。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是时，帝以成军遂行，权子不至，车驾临江而还。明帝即位，进封兰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邺省文昭皇后陵，见百姓或有不足。是时方营修宫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恩诏屡布，百姓万民莫不欣欣。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原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昔大禹将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用能尽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御儿，吴界边戍之地名。馘夫差于姑苏，故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自汉之初及其中兴，皆于金革略寝之后，然后凤阙猥闶，德阳并起。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阊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脩城池，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馀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宾，缉熙不足，未之有也。”转为司徒。
时屡失皇子，而后宫就馆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广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鲜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树圣德，无以相过，比其子孙之祚，则不相如。盖生育有早晚，所产有众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圣，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时矣，而子发未举于椒兰之奥房，籓王未繁于掖庭之众室。以成王为喻，虽未为晚，取譬伯邑，则不为夙。周礼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至于秦汉之末，或以千百为数矣。然虽弥猥，而就时于吉馆者或甚鲜，明‘百斯男’之本，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也。老臣慺慺，原国家同祚于轩辕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缊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帝报曰：“夫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君既劳思虑，又手笔将顺，三复德音，欣然无量。朕继嗣未立，以为君忧，钦纳至言，思闻良规。”朗着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子肃嗣。初，文帝分朗户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详。
其他典籍中的王朗事迹：
《朗家传》：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居郡四年，惠爱在民。朗少与沛国名士刘阳交友。阳为莒令，年三十而卒，故后世鲜闻。初，阳以汉室渐衰，知太祖有雄才，恐为汉累，意欲除之而事不会。及太祖贵，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无所。阳亲旧虽多，莫敢藏者。朗乃纳受积年，及从会稽还，又数开解。太祖久乃赦之，阳门户由是得全。
《献帝春秋》：孙策率军如闽、越讨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为兵所逼，遂诣军降。策令使者诘朗曰：“问逆贼故会稽太守王朗：朗受国恩当官，云何不惟报德，而阻兵安忍？大军征讨，幸免枭夷，不自扫屏，复聚党众，屯住郡境。远劳王诛，卒不悟顺。捕得云降，庶以欺诈，用全首领，得尔与不，具以状对。”朗称禽虏，对使者曰：“朗以琐才，误窃朝私，受爵不让，以遘罪网。前见征讨，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须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从者疾患，死亡略尽。独与老母，共乘一欐。流矢始交，便弃欐就俘，稽颡自首于征役之中。朗惶惑不达，自称降虏。缘前迷谬，被诘惭惧。朗愚浅驽怯，畏威自惊。又无良介，不早自归。于破亡之中，然后委命下隶。身轻罪重，死有馀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绊，叱咤听声，东西惟命。”
《魏略》：朗本名严，后改为朗。魏书曰：朗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自婚姻中表礼贽无所受。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子肃嗣。初，文帝分朗户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详。太祖请同会，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会稽折粳米饭也。”朗仰而叹曰：“宜适难值！”太祖问：“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孙权称臣遣贡谘朗，朗答曰：“孙权前笺，自诡躬讨虏以补前愆，后疏称臣，以明无二。牙兽屈膝，言鸟告欢，明珠、南金，远珍必至。情见乎辞，效着乎功。三江五湖，为治于魏，西吴东越，化为国民。鄢、郢既拔，荆门自开。席卷巴、蜀，形势已成。重休累庆，杂沓相随。承旨之日，抚掌击节。情之畜者，辞不能宣。”
《魏名臣节省奏》：“诏问所宜损益，必谓东京之事也。若夫西京云阳、汾阴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台，入阿房之宫，斋必百日，养牺五载，牛则三千，其重玉则七千；其器，文绮以饰重席，童女以蹈舞缀；酿酎必贯三时而后成，乐人必三千四百而后备；内宫美人数至近千，学官博士〔弟子〕七千馀人；中厩则騑騄驸马六万馀匹，外牧则扈养三万而马十之；执金吾从骑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车千乘，太官赐官奴婢六千，长安城内治民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断刑者二十有五狱。政充事猥，威仪繁富，隆于三代，近过礼中。夫所以极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馀。既违茧栗悫诚之本，扫地简易之指，又失替质而损文、避泰而从约之趣。岂夫当今隆兴盛明之时，祖述尧舜之际，割奢务俭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详刑慎罚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寝庙日一太牢之祀，郡国并立宗庙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属吏从之数，若此之辈，既已屡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后矣。谨按图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庙、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则扫地而祭，其馀则皆坛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辟雍所以脩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时务，扬教化。稽古先民，开诞庆祚，旧时皆在国之阳，并高栋夏屋，足以（肆）飨射，望云物。七郊虽尊祀尚质，犹皆有门宇便坐，足以避风雨。可须军罢年丰，以渐脩治。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陈，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脩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虽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繇，赡其衣食。易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今之谓矣。粮畜于食，勇畜于势，虽坐曜烈威而众未动，画外之蛮，必复稽颡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战而定，则贤于交兵而后威立，接刃而后功成远矣。若奸凶不革，遂迷不反，犹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报养之士，然后徐以前歌后舞乐征之众，临彼倒戟折矢乐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为喻。”
《王朗集》：朗为大理时上主簿赵郡张登：“昔为本县主簿，值黑山贼围郡，登与县长王隽帅吏兵七十 《三国演义》剧照二人直往赴救，与贼交战，吏兵散走。隽殆见害，登手格一贼，以全隽命。又守长夏逸，为督邮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义济二君。宜加显异。”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叙。至黄初初，朗又与太尉钟繇连名表闻，兼称登在职勤劳。诏曰：“登忠义彰着，在职功勤。名位虽卑，直亮宜显。饔膳近任，当得此吏。今以登为太官令。”
《魏书》：车驾既还，诏三公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于前，劳役兼于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今将休息，栖备高山，沉权九渊，割除摈弃，投之画外。车驾当以今月中旬到谯，淮、汉众军，亦各还反，不腊西归矣。”
演义传记
魏司徒、大将军曹真军师。初为汉会稽太守，为孙策攻败。后投太祖，与华歆逼奏汉帝禅位。魏建，蜀相诸葛亮攻，朗进以大将军曹真御之。明帝从之，并以朗为军师。两军遇于渭河，朗欲以言辞说降亮，反为亮痛斥，郎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曹真将王朗尸首，用棺木盛贮，送回长安去了。
王朗原本是会稽郡太守，孙策与严白虎作战时，王朗想要帮助严白虎，结果被孙策打败，逃往海边。后来成为曹操的部下（具体如何投奔曹操小说中没有描述）。曹操死后，和华歆一起成为逼宫的大臣首领。诸葛亮一出祁山，年已七十六岁的王朗自告奋勇随同曹真出战，自称能够把诸葛亮劝降过来。两军对阵，王朗在阵前想要诱降诸葛亮，结果被诸葛亮反唇相讥，王朗急火攻心，倒撞下马而死。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朗时年已七十六岁矣。选拨东西二京军马二十万与曹真。真命宗弟曹遵为先锋，又命荡寇将军朱赞为副先锋。当年十一月出师，魏主曹睿亲自送出西门之外方回。曹真领大军来到长安，过渭河之西下寨。真与王朗、郭淮共议退兵之策。朗曰：“来日可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
而降，蜀兵不战自退。”真大喜，是夜传令：来日四更造饭，平明务要队伍整齐，人马威仪，旌旗鼓角，各按次序。当时使人先下战书。次日，两军相迎，列成阵势于祁山之前。蜀军见魏兵甚是雄壮，与夏侯楙大不相同。三军鼓角已罢，司徒王朗乘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两个先锋压住阵角。探子
马出军前，大叫曰：“请对阵主将答话！”只见蜀兵门旗开处，关兴、张苞分左右而出，立马于两边；次后一队队骁将分列；门旗影下，中央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车中，纶巾羽扇，素衣皂绦，飘然而出。孔明举目见魏阵前三个麾盖，旗上大书姓名：中央白髯老者，乃军师、司徒王朗。孔明暗忖曰：“王朗必下说词，
吾当随机应之。”遂教推车出阵外，令护军小校传曰：“汉丞相与司徒会话。”王朗纵马而出。孔明于车上拱手，朗在马上欠身答礼。朗曰：“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诏讨贼，何谓无名？”朗曰：“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
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僭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
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岂不闻古人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谅腐草之萤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
岂不美哉！”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
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查看全文]
王匡（？－25年），新朝末年荆州江夏郡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绿林军首领。新朝天凤四年（17年），与王凤在绿林山起义。山中瘟疫，他带领部众到南阳，即新市兵。更始元年（23年）拥立刘玄为更始帝，王匡为定国上公。新朝灭亡后，更始帝封他为比阳王。被更始帝猜忌，他投靠赤眉军，后传投刘秀，但半路上打算逃跑，东汉将领宗广把他们全部处斩。
王匡、王凤起义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乱政，社会矛盾尖锐，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相食”，民不聊生。于是，各地饥民纷纷起义，终于汇成一场席卷长江、黄河流域声势浩大的全国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这场斗争长达10年之久，这次农民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就是我们湖北省的京山县，它的主要领袖――即绿林军的主要领袖王匡、王凤，就是京山人。
据《后汉书·刘玄传》记载，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编者注，下同）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今京山县六房附近），藏于绿林（今大洪山一带）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
公元21年初，荆州牧接到王莽命令，围剿王匡、王凤等起义军，荆州牧选募壮丁2万，于是年2月前往绿林，镇压起义军。王匡、王凤等人得知莽军前来进剿，立即起兵相遇，就在今京山境内，大破牧军，杀死莽兵数千人，尽获辎重。荆州牧兵败欲归，又遭马武等人拦截，荆州牧吓得魂飞天外，慌忙中驱车旁逸，哪知马武的长矛早已刺入荆洲牧的车中，马武用手一钩，荆州牧的车辕倒地，荆州牧被摔出车外，马武刺杀其骖乘，暂寄下荆州牧人头，大展起义军的威风。荆州牧狼狈逃窜。
王匡、王凤等起义军击败荆州牧2万人后，乘胜攻破竟陵（今潜江市西北），再转攻云杜（今京山县城）、安陆，率众数万人，回绿林中。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绿林一带流行瘟疫，已经发展到5万多人的绿林军，病死病倒许多人，于是分兵出征。起义军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今江陵）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
七月，新市兵进入随州，平林村（今湖北随州市东北）人陈牧、廖谌等率领数千人号称平林兵，响应起义，汇入绿林军。西汉宗室破落贵族刘玄，也在这时只身投入平林兵的队伍。
十月，南阳大地主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縯、刘秀等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县东）发动族人起兵反莽，因势单力薄，遂派人与新市、平林兵联络，受到王凤、陈牧等人的欢迎，于是，刘縯、刘秀等人也加入到绿林军中。
新市、平林、舂陵兵汇合后，首先占领长聚（今京山县东北部），再进攻新野。据史书记载，在进攻新野时，刘秀还没有马骑。接着他们又攻打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县北），诱杀湖阳县尉，获大量财物。下江兵亦引军与荆州牧战上唐，莽军大败。
十二月，新市、平林、舂陵兵再次联手，是年除夕之夜，起义军夜袭蓝乡（今河南新野县内）。此地为王莽将领甄阜、梁邱赐的一处留屯辎重地，起义军获大量辎重、粮草。
地皇三年正月（公元22年），起义军进攻泚水，斩王莽将领甄阜、梁邱赐，2万余众的王莽军大半被歼。
王莽将领严尤、陈茂闻甄、梁被杀，带数万人攻打起义军，两军在淯阳（今南阳县西南）相遇，莽兵不堪一击，严、陈大败而逃，起义军乘胜攻下宛城，莽兵投降起义军不下2－3万人。
此时，绿林军已拥兵数十万，各路将领认为应立刘氏宗室为皇帝，以扩大队伍和增加号召力。新市、平林的将领看中刘玄，认为他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于是刘玄于二月（公元23年）在宛城即帝位，恢复汉的国号，建元“更始”。绿林军的重要将领都成为更始政权的重臣。其中，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湖北京山县人）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刘秀为“太常偏将”。
三月，绿林军派王凤、王常、刘秀等人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和郾县（今河南郾城）等地。王莽闻讯，惊恐异常，急忙派大司马王邑与司徒王寻从各地征集精兵42万，号称百万，前往镇压。
六月，王邑、王寻在进攻宛城途中，纵兵包围昆阳，军阵迤逦数百里，然昆阳城中却只有绿林军7－8千人，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王凤、王常、刘秀等将领商定，由王凤、王常坚守城池，刘秀与宗佻、李轶等13人，乘夜幕掩护，轻骑驰出城南门，到定陵、郾县等地调集援军。
王凤、王常指挥军民拼死战斗，在抵抗42万王莽军10多天的进攻后，刘秀将定陵、郾县的绿林军全部（9千人）调发来昆阳。然而，就是这不到2万人的内外夹击，直把42万王莽军杀得七零八落，莽将王寻被杀，王邑率残兵逃窜，王邑、王寻征集的全部军械辎重，都成了绿林军的战利品。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
此次战役后，王莽兵力消耗殆尽，绿林军声威大振，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响应，攻杀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专等更始诏命。王莽政权的丧钟敲响了。
由于刘縯、刘秀是刘氏宗族，在攻打宛城、昆阳之后，刘氏兄弟在绿林军中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威胁到刘玄的地位，于是刘玄借杀刘稷时刘縯讲情之机，遂将刘縯杀死。
九月，王匡率大军攻下洛阳，活捉王莽太师王邑、国将哀章。与此同时，绿林军另一支劲旅，又攻破长安，杀死王莽，王莽新朝灭亡。不久，刘玄移都长安。此时，王匡被封为“比阳王”，王凤被封为“宣城王”，朱鲔被封为“胶东王”、王常被封为“邓王”。
刘玄为拉笼刘秀，封刘秀为武信侯，拜他做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名义北伐河北。不久，刘秀在河北势力壮大，脱离更始政权，更始三年六月（公元25年），改元为建武，沿用汉的国号，在高邑自立为皇帝。
刘玄移都长安后，重用贵族，绿林起义的农民领袖王匡、王凤以及在反莽斗争中浴血奋战、屡立奇功的赤眉军领袖樊崇等人都不能得到重用而遭到排挤，倍感心寒，再加上更始政权迅速变质成为腐化的封建政权，百姓失望。以樊崇为首的赤眉军脱离更始政权，自立了一个刘氏新皇帝。樊崇几乎以抓阄的形式，选中西汉刘室后代刘盆子为帝，并让徐宣为丞相，他自己为御史大夫，建立了赤眉军政权。
赤眉政权成立后，樊崇遂引兵西攻长安。此时，绿林军中申屠成、陈牧、成丹等农民领袖已被刘玄杀害，王匡、王凤、张卬等人也受到刘玄猜疑，并想找机会将他们杀害，王匡等人只好拥兵自保。当樊崇的大军到达长安附近时，王匡等人立即率众投奔樊崇并协助樊崇攻打东都门。建武元年一月（公元26年）赤眉军攻占长安，刘玄肉袒乞降，后被绞杀，更始政权灭亡。
不久，赤眉军退出长安，王匡等人由于不被赤眉军所容，于是在宜阳（今宜阳西）走投刘秀宗广部，后在安邑被宗广杀害。
赤眉军引众东归时，遭到刘秀大军的堵截，因粮尽力绌，自刘盆子、樊崇以下10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西汉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基本结束。不久，刘秀率军攻下长安，朱鲔率洛阳守军归降，刘秀建都洛阳，东汉王朝建立。
绿林赤眉起义是继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历时10年，席卷全国，推翻了王莽政权，打击了豪强势力，扫荡了奴隶制残余，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王匡、王凤率京山子弟首起于绿林，号领天下，横扫中原，扭转乾坤，其英雄精神好汉气概，彪炳史册。
官宦生涯
年轻时的王匡与当时清流派名士蔡邕的交情十分良好。本身不吝啬财物，热衷地将金钱大量地施舍他人。因为这些事迹而使他闻名天下。中平年间，王匡被大将军何进任用，担任大将军府掾。当时何进有意诛灭宦官，在强迫其妹何太后支持他后，于光熹元年（189年）征召许多名豪杰一同招兵买马，做好歼灭宦官的准备。因此，属于何进部属的王匡为了执行他的命令，返回家乡兖州泰山郡征兵。他成功征召五百名强健的弓箭手，并且运往位于西边的京师洛阳，准备在起事时使用。然而，在同年八月戊辰日（9月22日），以张让为首等多名宦官抢先杀害何进，使得整体计划化成泡影。王匡知道消息后有意躲避家乡。不久，再度联合大家讨伐宦官，使得王匡决定与袁绍等人联手。最后，以袁绍、王匡为首的人马率军进入承明堂，顺利地除掉等二名宦官，以及其他宦官。政变发生后，王匡返回故乡观察时事，不久受朝廷的征召，成为河内郡太守。
人物性格
从年轻到去世为止，王匡对于钱财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年少时，有股乐于助人的精神，会毫无犹豫地把钱财给予其他人。但是，任河内郡守时，为了物资需求，产生向当地官民进行榨取物资的念头。当时，因讨董的缘故，需要一些钱财和物资在战场上利用，故借由拷打被抓来的官民，交出钱财或物资用来赎罪，并以罪犯连同宗族处刑，打消犯人不想以拿出物资抵销罪名的念头。基于这方面，使身为王匡同乡的胡母彪感到愤怒。另外，也有意气用事的一面。像是，关入牢房的胡母班认为身为姻亲的王匡，不应以暴力对待他，认为这些危害他性命的种种举止，与狂夫的所作所为没任何差异。
家族
根据存世于今的文献记载，王匡有一位妹妹，嫁给同地出生的胡母班。此外，胡母彪虽与匡为同县出身，但并无证据说明胡母彪为胡母班、王匡之亲戚。
人物评价
对于王匡的评价多由时人评论，但负面的比正面的较多。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在《英雄记》对匡的介绍中，赞赏他是一位不吝啬钱财并愿意施舍的侠客。另外，在明代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肯定他是位“仗义疏财，挥金似土”的诸侯。
至于，负面评价方面，许多是在讨伐董卓期间出现。像是，他借由拷问河内郡当地官民，提升威严及获得资源，引起胡母彪以寄送书信，批评他对待官民的施压。还有，胡母班在被他关入牢房时，透过送匡书信，针对匡押解他到牢狱的举止，感到不满。但是，仍把自己孩子的往后照料，交给匡全权处理。
另外，过去跟匡有良好关系的蔡邕，在写给董卓的文章，直言被卓打败的匡是名“逆贼”。
人物介绍
王匡（?－25），王莽时期农民起义领袖。新莽末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与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东北）领导饥民起义。后因山中大疫，率部分起义军北入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号“新市兵”。更始元年（23 年）率起义军攻占洛阳。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刘玄封他为比阳王。后遭刘玄疑忌，几为所杀，乃率兵归赤眉军。后投降刘秀，为刘秀部将所杀。
王莽统治时期，荆州地区连年灾荒，广大农民生活无着，纷纷逃离故土。公元17年（天凤四年），饥民们在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兄弟的领导下发动起义，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绿林军。队伍得到广大民众和附近起义军的响应，迅速扩大。
公元21年（地皇二年），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战斗意志高涨起来。公元22年（地皇三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西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公元23年（地皇四年）二月，绿林军领袖王匡、王凤等拥立刘玄为皇帝，国号“汉”，年号“更始”。刘秀的哥哥刘縯反对刘玄称帝，被刘玄、王匡等杀死，刘秀因兵力薄弱，不敢公开反抗，忍辱负重，表示忠顺于起义军。
同年八月，绿林军兵分两路，王匡、王凤率军进攻洛阳，另一路申屠建等进攻长安。长安市民发生武装起义，攻入未央宫，王莽逃至浙台，被商人杜吴杀死，王莽新朝覆灭。
公元24年（更始二年），刘玄由洛阳进入长安。但是他很快变质，生活腐朽，政治专制。为了达到独揽政权的目的，刘玄杀死众多起义军将领，又剥夺了王匡等人的军权。义军将领与刘玄为首的贵族集团发生冲突，王匡率领部分起义队伍投靠了另一只著名的起义军赤眉军。
公元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更始政权灭亡。
[查看全文]
王允（137－192）字子师，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据《后汉书》）。汉献帝初年任司徒、尚书令，录尚书事、总朝政。当时皇帝只是一个傀儡，董卓大权在握。王允成功策划了对董卓的刺杀，但是没有逃过董卓余党李傕等人的反扑，和他的家族一起被处死了。
简介
根据后汉书记载，王允出身官宦世家。他十九岁就开始任公职，壮年时任豫州刺史。因为在和中常侍张让的斗争中失败，王允被迫去官隐居，在中平六年，何进掌权之后重新出仕，历任从事中郎和河南尹。在何进被宦官诛杀，董卓掌权时，他已经代替杨彪成为了司徒兼尚书令。他反对董卓的暴政，和董卓义子吕布结为密友，利用吕布和董卓的矛盾，于初平三年，在吕布的帮助下刺杀了董卓。董卓死后，王允与吕布共执朝政，但是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樊稠等率军攻破长安，吕布出逃，王允被处死，时年55岁。 王允根据《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王允侄子王淩被曹操赏识，在魏国官至太尉，但是在讨伐司马懿时兵败被杀。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他是貂蝉的义父，貂蝉是造成吕布和董卓反目，以致于吕布最终刺杀了董卓的主要原因。在讨论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和连环计时经常引用此事件。
生平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弄权误国，祸国殃民，其行径激起了满朝文武和普通百姓的极度愤慨，人人欲诛之而后快。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声中，董卓终于被朝廷诛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担任铲除董卓这一历史重任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便是东汉献帝时期的司徒王允。
望族世家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王允(谭宗尧饰)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气非凡，立志长大后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心忧国家，有益于东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和目标，王允时时刻刻注意自身素质的修养。虽出生豪门世族，但他并不迷恋奢侈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优越环境，饱读诗书和泛阅经传。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士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由于出生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愿意与下层人民接触，因为这样更能接近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经验。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已经小有名气。
名士赞赏
一次，同郡名士郭林宗因事拜访王允的父亲，正好逢上父亲有事外出，王允便以主人身份招待客人，他讲究礼节，大方自然。随后，又与客人读文论武，商讨切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王允[1]不仅条理清晰，而且见解深刻。在与王允短暂的接触过程中，郭林宗见他举止有度，谈吐非凡，不禁深深啧叹，对他如此年纪便具有如此非凡的学识和涵养而大感吃惊，当场拱手称赞王允说：“王相公可谓是一日千里，旷世奇才啊!今后一定能成为天子的肱股、国家的栋梁！”之后，郭林宗还主动与王允交好，结为朋友。从此，并州士人便习惯称王允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
秉公为官
19岁那年，王允被推举为郡吏。任职不久，便遇上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事情：山西晋阳地区有一名叫赵津的小黄门，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当权宦官，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百姓慑于赵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王允真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对手下衙吏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此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格杀勿论!”随即下令逮捕赵津，并立即将他解押东市，斩首示众，以慰民心。晋阳百姓见他们深恶痛绝的祸害已除，个个拍手叫好，他们还纷纷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谢慰问王允，称赞他是为民作主，不畏强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经受世事的考验，并赢得众人的称赞和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更坚定了秉公为官的信心。
杀身之祸
东汉末年，由于朝廷腐败，导致中央和地方买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官僚权钱交易极为普遍。与王允同郡的同乡中有一个名叫路佛的游混无赖，从小娇生惯养，既无学识，也无德行，他仗着家里有钱，向太守王球行贿，要王球给他个官当。财迷心窍的王球是个见钱眼开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赂贿后，便给了他一个补吏的职位。王允对这种肮脏交易十分忿恨，当众揭露路佛的丑行，并与王球变颜争辩，指责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立即将王允捉拿起来，投入牢中，准备随时杀掉。刺史邓盛很早就听说过王允的事迹，很是钦佩他的才识和性格。当他得知王球要杀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亲自骑上快马，前往太守衙门，保释王允，并且请他做自己府中的别驾从事。王允很感激邓盛的救命之恩，同时也为邓盛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于是一心一意为邓盛效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邓盛深感满意。在邓盛的提拔和宣扬下，王允的名声越来越大，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础。
韬光养诲
王允为官初露锋芒，不仅赢得了州郡官吏和当地百姓的赞赏和钦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新版《三国演义》中的王允(郑天庸饰)。鉴于他的才能和表现，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召，以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从地方州郡迁到中央朝廷，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为他实现忠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舞台。
再次入狱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即王允征为侍御史不久，全国各地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农民起义。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东汉政府特别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担任王允的从事，率领重兵讨伐黄巾军。王允初次领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韬武略。预先，王允广泛征求从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见，设计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战斗过程中，王允亲自披挂上阵，大显身手，彻底击溃豫州一带的黄巾军。之后，王允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汉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见到王允的奏章后吓得半死，急忙叩头谢罪。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说自己对陛下，对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没有丝毫与黄巾军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灵帝本就有意偏袒张让，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是，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坚强不屈
司徒杨赐素知王允的为人和品性，知道张让是有意想置王允于死地，为了替王允开罪，让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杨赐派手下人劝告王允说：“你因事得罪宦官张让，一月之内，两次下狱，很明显他是有意和你过不去。如今你是凶多吉少，性命都难保。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让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强，恐怕他不会放过你，请你仔细思量思量吧！”王允手下的从事也对王允的再次入狱深感忧虑，他们想方设法营救王允。有一名好斗气的下属去狱中探望王允时，痛哭流涕，劝王允向张让认错赔罪，求他网开一面，被王允怒斥拒绝。下属找来一杯酒，气愤地对王允说：“你既然如此保全自己，不如喝下这杯毒酒算了，又何必还在狱中受别人的折磨呢？”可是，出乎下属的意料，王允一把夺过酒杯，厉声说道：“我是堂堂天子的臣民，君王赐罪于我，我应当接受惩罚，按照王法在街头斩首示众，而且天下人都应以我为戒，不再违反法律，维护社会的安定，哪有私自吞喝毒药，以死逃避法律制裁的道理？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我意已决!”说完，便把酒泼倒在地上，自己走近囚车，又重新被关进监狱。 王允由于王允一直又没有向张让赔罪认错，张让又进一步渲染他的所谓的罪行情节。不久，王允的案件被提审，王允的手下官员和朋友以及朝中许多官员都十分着急，想制止张让对王允的陷害。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向皇帝上书，替王允求情，希望皇上能够赦免王允。他们在奏章中写道：王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官尽忠尽诚，宽宏贤能，具有君子的风范和气节。过去晋悼公和先朝孝文皇帝能明辨是非，赦免大臣的罪行，陛下就不能仿效吗？如此王允受命于朝廷，诛讨逆贼，安抚良民，本应论功行赏，加官进爵；难道就因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定他死罪吗？陛下如此不公平地给予他处罚，恐怕有负众望，百官有所不服吧。”灵帝刘宏看完奏章后，便赦免了王允的死罪，但仍下狱重新定罪。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由于张让始终从中作梗，王允仍不在赦免之列。何进、袁隗、杨赐等三公要员继续上书皇上，要求赦免王允。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释放。当时，朝中宦官当权，张让阉党凭借权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刚刚出狱的王允虽对张让等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因力量有限，只得改名换姓，离开都城洛阳，辗转于河内、陈留之间。
忠心朝廷
不久灵帝驾崩，王允急忙赶赴洛阳吊丧。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将军何进利用各地方官吏奔丧的机会，大肆结交和拉拢亲己势力，以谋张让。王允一到洛阳，就被何进紧急召见，并说明意图。王允很 王允像[2]感激何进对他的救命之恩，便满口答应，并担任从事从郎一职。后来情况发生急变，张让集结党羽，用何太后召见何进的名义把何进骗入宫中，趁机伏杀。王允不得不迁任河南尹，暂时逃避张让的嚣张气焰。张让伏杀何进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术等人立即领兵进京，讨杀张让。张让、段挂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立即派遣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保护少帝，事后，又奉迎少帝回宫。
永汉元年(公元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献帝登极后，外戚、宦官斗争仍在继续，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隐忍不发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 王允王允虽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则、正义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杨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杨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他曾与左将军皇甫嵩一起密谋诛杀董卓，后因皇甫嵩升迁，杨勋势力弱小，只得作罢。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只有杨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杨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杨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并且命令他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作准备。士孙瑞的行动引起了董卓的怀疑，他决定把士孙瑞留在都城。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孙瑞为仆射。另外又擢升杨瓒为尚书，为最后反击董卓作准备。
密谋准备
初平二年
公元191年，董卓封王允为温侯，食邑5千户。王允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在大事没成功之前，不能有丝毫破绽，您与董卓加官进爵，朝廷百官都瞻仰您的崇高品节，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因意气而误了大事啁!”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命听封。
初平三年
公元192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提议，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王允获悉董卓与他的心腹吕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见吕布。正好吕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起初，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不便在内部亲自下手。王允对吕布说：“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为父亲，平时他待你是儿子吗？”吕布的爱妾被董卓霸占，心中早已不满董卓对自己的粗暴行为和野蛮态度，于是便答应下来。
铲除董卓
这年四月，正当王允等人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正逢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事前，吕布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乱刀杀死，并且株连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了天下人们的极度痛恨，铲除董卓，不仅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谋杀董卓一名国奸臣，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居功自傲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蔡邕之罪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凉州兵的处理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可继而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还不如任命皇甫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身死人手
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绝望的凉州兵寻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个痛快。于是他们迅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见机起事，并且互相传告：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杀了。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置我们于死地。我们除了联合起来，别无选择。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傕和郭汜。他们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东汉官兵不堪一击，不久，李傕、郭汜的部队便攻陷长安。吕布慌忙领兵出逃，在青锁门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断然拒绝，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献帝逃到宣平城楼。李傕、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作什么？”李傕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王允二话没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走下了城楼，李傕、郭汜命令手下当场将王允处决。
死后留名
王允死后，“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迁都许昌后，汉献帝思念王允的忠贞气节，便改用隆重的殡礼重新安葬王允，还特意派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赐以本官受绶，送还本郡”。后来，又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300户。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对汉代图书、档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护。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特意把兰台、石室两个藏书馆所藏的图书和档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运往长安。“诸藏典策文章，宽共部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囊。”后来，王允又收集了汉朝其他书籍，一律上奏珍藏，“经籍具存，允有力焉”。
东汉王朝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趋势。处于这一具体历史背景下的王允，满怀挽救危难局势的才能和雄心，并不断努力奋斗。他杀贼有功：不仅稳定了政权，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汉末年诸多危机的总爆发。然而，在继续恢复大汉雄风的努力过程中，王允失败了，除了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原因之外，也有他本身的主观失误。虽然东汉王朝最终逃脱不了倾覆的命运，但是，王允在力图改变这一命运的过程中所起的缓冲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后世评价
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说起三国，说到王允巧设连环计，离间了大恶人董卓和猛将吕布，并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好一个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大英雄呀！但长大后有机会看了《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以后，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思绪，对这个以前认为的大英雄是又爱又恨，一时都不知道怎样来看待这个当年的偶像，思前想后，不禁掩卷而叹，心中感慨：可怜的王允呀！
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为人秉直，有股子牛脾气，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平。
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把当时一个叫赵津的官宦给杀了，结果闯下大祸，赵津的兄弟勾结官宦，恶人先告状，把这件事颠倒黑白，捅到皇帝那去了，结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没事，却连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刘瓆，结果刘瓆被处死。王允为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志三年才回到家中，重返仕途。
如果是换了别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想必会变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当时郡里有个差缺，于是太守王球就召了一个叫路佛的人来补上，但这个路佛的品行名声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王允觉得太守选人不当，于是“犯颜固争”，结果激怒了这位太守，王允因为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起来，准备把他杀掉。幸好这事被刺史邓盛知道了，于是“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不但保住了性命升了官，而且“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五经，习六艺，史书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可谓是文武双全了。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脱颖而出，自然颇受人赏识，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黄巾起义后，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临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黄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受降数十万”，可谓是战功卓著了。但这时偏偏又节外生枝，在缴获的黄巾军物品中，发现了官宦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件，要知道张让可是十常侍之一，权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这种事，出头的又是这位愣头青——王允。王允的检举揭发根本奈何不了张让，却又给自己招来麻烦，怀恨在心的张让岂肯善罢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罗织了一个罪名而下了狱，不过看上去他的运气还不坏，刚好碰上大赦，于是官复刺史原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放出来没几天，他又被抓了进去。当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连司徒杨赐都派人对他说：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张让，如今生死难料，得要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还专门送了毒药给他，以供他自尽，结果王允的回答却是：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毒药求死乎！
史书记载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不论你说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罢，但你不能不承认，王允确实是条汉子。也许正是因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上疏，为他求情，结果也还是死罪得免，活罪难逃，之后又经过多方营救，才在第二年获释。经过这一番折腾，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势力之大了，于是“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直到灵帝驾崩，才回到京师奔丧。这时大将军何进正密谋扫除官宦集团的势力，于是让王允参与策划，王允的仕途这才又重见曙光，于是“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终于位至三公，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即使是在董卓专权时期，王允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凭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宫廷的书籍资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对董卓，王允也是“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在汉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曾经的那个愣头青终于开了窍，没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
董卓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心里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还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让“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的建议，名义上是征讨袁术，而事实上却是准备反戈一击，发兵勤王，只是这个计划因为董卓的疑惑而没能实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地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世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吧。
具体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得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在对待西凉残余势力上，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个错误。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地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得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中许多势力都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王允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读圣贤书的他，似乎忘记了《礼记》中的那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至理名言。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
演义简介
汉司徒。董卓专权，允聚众臣欲杀之，曹操自荐刺卓。然事败，操奔走。后允进义女貂蝉，间卓及子吕布，二人反目。允假诏帝禅位於卓，卓欣喜来奔，布突而杀之。允灭其族、并其党。蔡邕哭之，允亦杀之，朝野唏嘘。后卓部曲将李傕、郭汜等先将兵为乱，攻围长安。城陷，傕收允并宗族十余口，皆杀。
历史评价
郭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何进、袁隗、杨赐：“夫内视反听，则忠臣谒诚；宽贤矜能，则义士厉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众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
《后汉书·王允传》：“子师图难，晦心倾节。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亦工拙。”
史籍记载
《后汉书·王允列传》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同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与定交。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而津兄弟谄事宦官，因缘谮诉，桓帝震怒，征太守刘瓆，遂下狱死。允送丧还平原，终毕三年，然后归家。复还仕，郡人有路佛者，少无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补吏，允犯颜固争，球怒，收允欲杀之。剌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贼起，特选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为从事，上除禁党。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受降数十万。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传下狱。
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司徒杨赐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慝难量，幸为深计。”又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大将军何进、大尉袁隗、司徒杨赐共上疏请之曰：“夫内视反听，则忠臣谒诚；宽贤矜能，则义士厉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众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书奏，得以减死论。是冬大赦，而允独不在宥，三公咸复为言。至明年，乃得解释。是时，宦者横暴，睚眦触死。允惧不免，乃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
及帝崩，乃奔丧京师。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允与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
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
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瓒为尚书。
二年，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士孙瑞说允曰：“夫执谦守约，存乎其时。公与董太师并位俱封，而独崇高节，岂和光之道邪？”允纳其言，乃受二千户。
三年春，连雨六十余日，允与士孙瑞、杨瓒登台请霁，复结前谋。瑞曰：“自岁末以来，太阳不照，霖雨积时，月犯执法，彗孛仍见，昼阴夜阳，雾气交侵，此期应促尽，内发者胜。几不可后，公其图之。”允然其言，乃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语在《卓传》。
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有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
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
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因不自安，遂合谋为乱，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傕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宏遣使谓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党与乎！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山东必应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杀之。
允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赵戬弃官营丧。
王宏字长文，少有气力，不拘细行。初为弘农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买爵位者，虽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杀数十人，威动邻界。素与司隶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狱，种遂迫促杀之。宏临命诟曰：“宋翼竖儒，不足议大计。胡种乐人之祸，祸将及之。”种后眠辄见宏以杖击之，因发病，数日死。
后迁都于许，帝思允忠节，使改殡葬之，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赠以本官印绶，送还本郡。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士孙瑞字君策，扶风人，颇有才谋。瑞以允自专讨董卓之劳，故归功不侯，所以获免于难。后为国三老、光禄大夫。每三公缺，杨彪、皇甫嵩皆让位于瑞。兴平二年，从驾东归，为乱兵所杀。
赵戬字叔茂，长陵人，性质正多谋。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数欲有所私授，戬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卓怒，召将杀之，众人悚栗，而戬辞貌自若。卓悔，谢释之。长安之乱，客于荆州，刘表厚礼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执戬手曰：“恨相见晚。”卒相国钟繇长史。
论曰：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敝其罪，当此之时，天下悬解矣。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知其本于忠义之诚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冒，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
[查看全文]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渫受封为牟平侯，他的子孙就成了牟平县人。刘宠曾因“明经”被推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有仁惠之政。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在会稽郡时，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被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的首县，即今浙江绍兴县）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了百文钱赠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因此，后人称他为“一钱太守”。
东汉官吏
人物生平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渫受封为牟平侯，他的子孙就成了牟平区人。刘宠曾因“明经”被推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有仁惠之政。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在会稽郡时，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被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的首县，即今浙江绍兴县）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了百文钱赠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因此，后人称他为“一钱太守”。
赢得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将作大匠、司徒太尉等职。有一次，他出京到外地去，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一下，官亭舍的小官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当时人们听到这件事，都称颂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以老病卒于家中。清初，监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邑人杨维乔在莒岛刘宠墓前题诗：“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奉为楷模
刘宠清廉剑朴的美德，载在《后汉书·循史传》，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恩贡宋克智诗中曾写到：“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五乡第一人。”
史籍记载
《后汉书·刘宠传》
刘宠，字祖荣，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后也。悼惠王子孝王将闾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父丕，博学，号为通儒。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以仁惠为民所爱。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后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龙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己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转为宗正、大鸿胪。延嘉四年，代黄琼为司空，以引阴雾愆阳免。顷之，拜将作大匠，复为宗正。建宁元年，代王畅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①免，归乡里。
宠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约省素，家无货积。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扫，以待刘公，不可得也。”宠无言而去。时人称其长者，以老病卒于家。
[注]①策：古代用于计算的小筹，常用于卜卦。
译文
刘宠字祖荣，是东莱郡牟平县人，齐悼惠王的后代。悼惠王儿子孝王将闾的少子封牟平侯，他的子孙就迁居牟平。刘宠的父亲刘丕，很有学问，人们称是儒学大家。刘宠年轻时随父亲学习，因精通经学被荐举为孝廉，授东平陵县令。因为仁爱惠民被吏民爱戴。母亲患病，他弃官回家。百姓送他，连道路也堵塞了，车子不能前进，于是他穿着便服悄悄地离开。
后来，他四次迁升担任豫章太守，又三次升迁担任会稽太守。山里的老百姓朴实拘谨，有的竟然从小到老都没有进过集市城镇。他们往往被官吏欺诈。刘宠除去那些烦琐的规章制度，禁止部属扰民等不法行为，郡中秩序井然，老百姓安居乐业，他被征召任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个老翁，眉毛头发都发白了，从若邪山谷间出来，每人拿着百钱，送给刘宠。刘宠安慰他们说：“各位父老何必这样呢？”老翁们回答说：“山谷里无知识的人，没有见过郡守。别的太守在任时，派官吏到民间搜求财物，白天黑夜不断，有时狗叫通宵，百姓不得安宁。自从您到任以来，夜里听不见狗叫声，百姓看不到官吏。我们年老（难得）逢此太平盛世，现在听说您要离开我们而去，因此我们特意来奉送。”刘宠说：“我的政绩哪里像您几位长者所说的那样好呢？你们辛苦了啊！”于是在各人的钱中挑了一枚大的接受了。
后来，刘宠调任宗正、大鸿胪。延嘉四年，代黄琼为司空，因为天气阴气超过了阳气而免官。不久，被授予将作大匠，再任宗正。建宁元年，代王畅为司空，接连任司徒、太尉。建宁二年，因测算日食有误而免官，回归乡里。
刘宠前后连任郡太守，多次任卿相要官，但清廉朴素，家里没有多少资财。他曾经自京师外出，想在亭舍休息，亭吏阻止他说：“我们整顿屋舍，打扫干净，专门等待刘大人到来，您不得在这里休息。”刘宠没有说话就走了，当时人称他为长者。刘宠因年老病死在家里。
东汉陈王
陈愍王刘宠[3]，陈敬王刘羡曾孙，嗣。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验。是时，新诛勃海王刘悝，灵帝不忍复加法，诏槛车传送愔、迁诣北寺诏狱，使中常侍王酺与尚书令、侍御史杂考。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酺等奏愔职在匡正，而所为不端，迁诬靠其王，罔以不道，皆诛死。有诏赦宠不案。
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及献帝初，义兵起，宠率众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国相会稽骆俊素有感恩，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俊倾赈赡，并得全活。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术忿恚，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
是时，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夫人姬妾多为丹陵兵乌桓所略云。
[查看全文]
刘 寔（220～310） 西晋重臣。字子真。今高唐人。年91卒，谥元。其墓在高唐城东25里处。刘寔官高位显，崇俭尚素，食蔬衣布，居无宅第，所得俸禄，赡养亲故。自少及老，笃学不倦，尤精《三传》，撰有《左氏牒例》20卷，《春秋公羊达义》3卷、《春秋条例》20卷、《集解春秋序》1卷、《文集》2卷。
基本信息
刘 寔（220～310） 西晋重臣。字子真。今高唐人。汉济北惠王刘寿后。少时贫苦，以出卖牛衣为生。然喜读书，常手执牛衣，口诵文章，遂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又洁身自好，志行高远。以计吏入洛，调为河南尹丞，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景元四年（263）钟会、邓艾伐蜀，有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不久，蜀灭，邓艾矜功，钟会谋反，均被杀。人谓寔有先见之明。寔以世风颓败、为己趋进、不择手段、缺廉少逊，乃著《崇让论》以矫风正俗，指出：“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应“以让贤举能为先务”。西晋武帝泰始初（265），封爵为伯，累迁少府、太常，转尚书。尝从杜预伐吴。因儿子刘夏犯有受贿罪，被免官。后起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元康初（291）进爵为侯，封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元康九年（299）策拜司空，迁太保，转太傅。泰安初（302）以年老多病逊位。怀帝即位（307），复授太尉。永嘉三年（309）再告退。怀帝诏使刘寔位居三司之上，赐几杖不朝，秩禄照旧。年91卒，谥元。其墓在高唐城东25里处。刘寔官高位显，崇俭尚素，食蔬衣布，居无宅第，所得俸禄，赡养亲故。自少及老，笃学不倦，尤精《三传》，撰有《左氏牒例》20卷，《春秋公羊达义》3卷、《春秋条例》20卷、《集解春秋序》1卷、《文集》2卷。
史籍记载
晋书 列传第十一
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汉济北惠王寿之后也，父广，斥丘令。寔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行。以计吏入洛，调为河南尹丞，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
钟会、邓艾之伐蜀也，有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见，皆此类也。
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崇让论》以矫之。其辞曰：
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故曰，荡荡乎尧之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见尧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让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
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受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议者佥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向令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见让而后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无政绩之称，让之者必矣，官无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各言所举者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参错相乱，真伪同贯，更复由此而甚。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廪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难彰先王之过。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让道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者塞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诗》曰：「受禄不让，至于已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
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朱虎、熊、罴。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豫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
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虽复令三府参举官，本不委以举选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举之，不用精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已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由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之议，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于此著矣。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
《春秋传》曰：「范宣子之让，其下皆让。栾黡虽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力农以事其上，上下有礼，谗慝远黜，由不争也。及其乱也，国家之弊，恒必由之。笃论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选大官，能不以人废言，举而行之，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群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
泰始初，进爵为伯，累迁少府。咸宁中为太常。转尚书。杜预之伐吴也，寔以本官行镇南军司。
初，寔妻卢氏生子跻而卒，华氏将以女妻之。寔弟智谏曰：「华家类贪，必破门户。」辞之不得，竟婚华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赂，免官。顷之为大司农，又以夏罪免。
寔每还州里，乡人载酒肉以候之。寔难逆其意，辄共啖而返其余。或谓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过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闻见，不相祖习，岂复教诲之所得乎！」世以寔言为当。
后起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愍怀太子初封广陵王，高选师友，以寔为师。元康初，进爵为侯，累迁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迁太保，转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逊位，赐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就第。及长沙成都之相攻也，寔为军人所掠，潜归乡里。
惠帝崩，寔赴山陵。怀帝即位，复授太尉。寔自陈年老，固辞，不许。左丞刘坦上言曰：「夫堂高级远，主尊相贵。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师其元臣，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七十致仕，亦所以优异旧德，厉廉高之风。太尉寔体清素之操，执不渝之洁，悬车告老，二十余年，浩然之志，老而弥笃。可谓国之硕老，邦之宗模。臣闻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寔年逾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舆，冒险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阙庭，大臣之节备矣。圣诏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饪鼎实，断章敦喻，经涉二年。而寔频上露板，辞旨恳诚。臣以为古之养老，以不事为优，不以吏之为重，谓宜听寔所守。」
三年，诏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汉相萧何，兴宁一之誉，故能光隆于当时，垂裕于百代。朕绍天明命，临御万邦，所以崇显政道者，亦赖之于元臣庶尹，毕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确然难违。今听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禄准旧，赐几杖不朝及宅一区。国之大政，将就谘于君，副朕意焉。」岁余薨，时年九十一，谥曰元。
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及位望通显，每崇俭素，不尚华丽。尝诣石崇家，如厕，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崇曰：「是厕耳。」寔曰：「贫士未尝得此。」乃更如他厕。虽处荣宠，居无第宅，所得俸禄，赡恤亲故。虽礼教陵迟，而行己以正。丧妻为庐杖之制，终丧不御内。轻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笃学不倦，虽居职务，卷弗离手。尤精《三传》，辨正《公羊》，以为卫辄不应辞以王父命，祭仲失为臣之节，举此二端以明臣子之体，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
[查看全文]
刘瓒，三国时蜀后主刘禅第四子。后主延熙十九年（256年）立为新平王。魏咸熙元年（264年），蜀亡，随后主东迁洛阳。大约死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的永嘉之乱中。
相关事件
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指晋朝怀帝统治时期中原地区发生的战乱，这时期国内主要矛盾从汉族统治阶级内部转化为汉族统治阶级与割据的
西晋地图
西晋地图 少数民族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从晋怀帝永嘉元年的307年到311年五年中，由于晋朝国内没有武备、从永嘉三年起连续遭受旱灾、蝗灾等严重自然灾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因素影响，使内迁割据都城附近的匈奴集团占领洛阳，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并且在次年遇害，史称：“永嘉之乱”。
从东汉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1]化也引起一些民族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在这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初年，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当军作战，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连续不断的胡族内迁引起胡汉双方的矛盾，严重动摇了西晋政权的统治根基，大规模的暴动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西晋一些官僚也察觉到形势的严重性，于是便有以郭钦、江统为代表，提出「徙戎」的主张。他们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胡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并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办法隔绝胡汉接触，来防止胡人的反抗。但由于各族内迁及胡汉杂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徙戎的主张无法实施。
而此时的西晋王朝却祸起萧墙。在统治集团内部，西晋诸王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历时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这之后永嘉之乱的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贵族中的分裂势力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晋室内部矛盾重重，地方防务不修，连年天灾人祸，使中原沦陷。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刘渊，字元海，新兴县匈奴人，冒顿之后，曹魏时改姓刘，祖父为南匈奴单于，父刘豹为匈奴左部帅。西晋太康末刘渊为北部都尉，后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受晋封为汉光乡侯。起兵反晋后自称汉王，永嘉二年（308年）正式称帝。
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兵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永嘉之乱后不久，怀帝被匈奴人所杀，其侄愍帝被拥立于长安。这时皇室、世族已纷纷迁至江南、西北、东北。到了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愍帝，西晋至此宣告灭亡。而实际上，永嘉之乱早已决定了西晋覆灭的命运。从武帝建立晋朝，到愍帝出降，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一年。西晋表面上虽是亡于胡人之手，其实自西晋建立以来，其施政缺失甚多，使政局混乱，内战不休，少数民族贵族中有野心的割据势力乘机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建立割据政权。相比晋朝，那些反动的少数民族贵族更加腐朽，不得民心，依靠武力残酷压迫各族人民，政权往往频繁更迭，控制区域也仅仅限于中原少量地区，大部分国土依然被晋朝统治。
史籍记载
《三国志》 （卷33）：“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瓒为新平王。大赦。”
[查看全文]
刘琮（?—262）蜀汉昭烈帝刘备之孙，刘禅三子。
延熙十五年（252），立为西河王。
景耀五年（262）春正月，卒。
四川郫县犀浦刘氏，刘禅第三子刘琮传。永嘉之乱，刘琮被杀，后代逃往广东汕头，明代迁江苏镇江。时族内出一劫富济贫侠盗，能飞檐走壁，甚是了的。县令被盗派人捉之。其人反而潜入县令府邸，藏身其家水塘底，早晚各浮起换气一次。一日早间换气时，被一丫鬟发现而告诉县令。县令邃派数十弓箭手围住池塘，待其换气时将其乱箭射死。同时县令欲捉其家眷，得好心师爷报信而得脱。其妻带二子逃亡湖南浏阳定居。后大儿往山东发展，再无音信。二子于明末清初携妻迁入四川郫县定居，来二人，现已传15代，发展到两千余人。。。
排辈用字：
云（为）学西（希）承道统，存（成）心（兴、新）恪守天良。
志昭先民法则，家声用在（迪）前光。
[查看全文]
刘恂是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的第六子，后主景耀二年（259），被立为新兴王；魏咸熙元年（264），蜀汉灭亡，刘恂跟随后主东迁洛阳。晋泰始七年（271），刘恂继承父亲刘禅的爵位为安乐公。
简介
刘恂（？～？），蜀帝刘禅第六子。生卒年不详。
景耀二年六月立为新兴王。蜀亡后，随父徙洛阳。泰始七年（271年），安乐公刘禅死于洛阳，朝廷以刘恂嗣爵。死于永嘉之乱。
一说刘恂不愿降魏，派诸葛瞻三子诸葛质为使者，与夷帅孟虬互通，后在南中永昌定居。
(永昌郡： 永昌郡是古代中国东汉、蜀、晋、宋、齐、梁等王朝的一级行政区，实际管辖范围则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大致涵盖今日中国云南省西部、缅甸克钦邦东部、掸邦东部的土地。)
蜀记：“（刘禅）谥曰思公，子恂嗣。”
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指公元311年即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晋初重行分封，终致八王之乱，加以 天灾连年，社会不稳，胡人遂乘时入侵。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清．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杂记》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