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女子，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事业来的是屈指可数，但凭借自己的“不让须眉”的才能，调动枪杆，应对刀兵，却只有两宋之交青楼出身的爱国女将军梁红玉，可谓国难当头的精神偶像，被万代尊崇的“民族脊梁”。
梁红玉，淮安楚州人。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卒于1153年。虽然家里获罪，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甚至到了卖女为娼的地步，但是，父亲和爷爷生前都是满身硬功的大宋将领，只因平灭方腊之乱，贻误了战机，最终，双双掉了脑袋。受家庭影响，梁红玉从小就武功倍儿棒！别看是个娇滴滴的漂亮女子，早就学成了拉弓射箭、跨马征杀的本领。由此看来，梁红玉原本就是个“误落风尘若许年”的“将军坯子”，傍上了当世的英雄豪杰韩世忠，尽心辅弼，建功立业。
其实，韩世忠是两宋名将，也是梁红玉的恩人和后来的丈夫，《宋史》有传。其传曰：出生陕北延安的韩世忠，年轻时“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鸷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家贫无产业,嗜酒尚气,不可绳检……年十八,以敢勇应募乡州,隶赤籍,挽强驰射,勇冠三军。”但韩世忠认识梁红玉却是在花街柳巷。
韩世忠年轻时好斗，不服约束，平定方腊时，他还只是军营里一个小毛毛官儿。但平定方腊，朝廷慷慨劳师，自然官方直辖的京口“营妓”，要红灯高挂，开始慰劳有功将士。当时，梁红玉酒因家庭贫困，流落风尘，就在京口被迫充当“营妓”。梁红玉浓妆艳抹，却没有普通妓女的脂粉气，她倾慕当代英雄，一见那些胁肩谄笑的花花公子就恶心，哪还有接客的兴趣？她“白眼向天”的姿态，竟成为“营妓一景”。韩世忠和梁红玉当夜邂逅，由此一见倾心，可惜，韩世忠这样的小官根本养活不了梁红玉，直到后来掌握了权柄，才正式迎娶梁红玉为妻。
这一对爱国夫妻，居然特立独行，在“投降派”、“求和派”、“骑墙派”得势的两宋之交，在军中打出了汉人的威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韩世忠和梁红玉奉命镇守京口，与金兵大战黄天荡，梁红玉“亲执桴鼓”，指挥作战，率八千精兵，将金兀术10万军队围困在黄天荡。
为了迎击金兀术的军队，韩世忠和梁红玉分别带兵分割、截杀金国军队。在火光冲天、箭如雨发的战场上，梁红玉泰然自若，早已把生死置之九霄云外，冲锋陷阵，指挥战斗，带领宋军弟兄拼死杀敌。她和丈夫韩世忠大赢黄天荡一仗，不可一世的金兀术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至今甚为流传的京剧《抗金兵》，就是他们抗金兵的真实写照。
现代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历代战争，无论受害者，还是反抗者，都没有离开女性。恐怕不会有人在意梁红玉是不是妓女了，更没有人对她不幸的风尘岁月指手画脚了。其实男女都一样，英雄，从来不问出身。只要你做了于国、于民、于时代有意的大事，中国人就舍得为妓女立“活祠”，年年烧香，岁岁继嗣。韩世忠辞官后，和梁红玉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红玉也抑郁而终。夫妇俩合葬在苏堤的灵岩山下。二人去世后，宋孝宗昭令在他们的家乡竖碑建祠纪念。
梁红玉祠
梁红玉的家乡父老，在淮安县淮城镇北辰坊给这位女中豪杰建有“宋代巾帼英雄梁红玉祠堂”。祠堂为瓦房三间，坐北朝南，有围墙，门楣嵌有“梁红玉祠”四字，几经兴废，1982 年重建。巾帼英雄梁红玉出生于此，因梁红玉排行第七，故俗称“七奶奶庙”。祠内有梁红玉塑像，旁有一副对联“青眼识英雄，寒素有何嫌,忆当年北房鸥张,桴鼓亲操,半壁山河延宋祚。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看此日东风浩荡,崇祠重整，千秋令誉仰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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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路，前辈艰辛走；复兴途，我等激昂越”——我在一幅横幅前久久伫立，思绪游离……
65年，抗日的征程，记载着祖辈的血泪和足迹，65年，民族的呐喊依然回响。秋高气爽，天地的开阔间上演着一季的消逝，像一场隆重的贺岁。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不是为了炫耀和报仇，而是止于铭记。不仅为了铭记历史，更是铭记一种精神。因为那是全民族的抗战，那是全中国的抗战！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五十六个民族汇合成了一个大大中华。怎能忘记列强“征服满蒙”的叫嚣？怎能忘记那黑色岁月里敌人惨绝人寰屠杀？怎能忘记中华的屈辱以及民族的苦难？
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像一首壮丽的史诗，无数的革命前辈担负起挽救中华的重任。他们，在民族遭受耻辱的时刻挺身而出，以力挽狂澜之势救民于水火之中；他们，以燃烧的激情和鲜血凝聚成精神的火炬，点燃了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他们是马占山领导的回民支队，他们更是藏族妈妈满含泪水送出的儿子，他们不仅仅作为各少数民族而存在，更作为大中华的分子而与我们并肩战斗。蓦然间，我们发现，原来他们就是我们。蓦然间，我才发现民族精神与我如此的贴近，团结、包容正是它的深刻内涵。
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到抗日战争的全民抗战，民族精神早已播下火种并且星火相传。它就像沉寂中的呐喊历经百年沉浮却犹然在耳，它更像黑暗中指引着中国胜利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一场场伟大的抗争，刷新了中国百年的不争和耻辱，中华民族终究撕裂了黑暗的雷霆，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奇山秀水哺育着中华儿女，生于华夏这座大花园里，五十六朵奇花，扎根繁衍，展现着不同的绚烂。他们像神来之笔为中华大地增添了令世人难以言状的，不可亵渎的民族气息，进而使泱泱中国傲立天地之间，雄于世界之林。无论是战火烽烟，还是今日的安定祥和，五十六朵奇花异已经根脉相连，再难割舍。
还记得这样一个名字——慕生忠。他就是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格尔木开拓者”的开国上将慕生忠。他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把最美好的华年留在了战场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浴血战斗。50年代他随解放军首次进藏，临危受命率领运输队向拉萨运送粮食，在历经艰辛，付出了30人牺牲和一万余头骆驼死亡的代价后，他终于完成任务即时把粮食运抵拉萨。但是惨痛的经历，激起他修路到拉萨的梦想。1953年，他孤身进京，力谏中央政府修建青藏公路。穿越10条河流，高原反应，机械技术不足，种种问题接踵而来，但他却坚持着，他用1220人，1200把镐，1200把铁锹坚持着，他用最朴实的行动坚持着。因为他知道交通就是生命。带领着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和驼队，他硬是仅用216天，就将格尔木至拉萨段1200公里的公路全线贯通。许都年后，人们想起他，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死也要头朝拉萨”的壮志悲歌。而今，当我们乘着通往拉萨的火车，望着窗外辽远的雪山，开阔的青天，优雅的白云，往日的感动依然如新，正是像筑路工人那种不怕艰险的顽强精神才换来了民族的繁荣和昌盛。
还记得这样一群人——边疆战士。他们是祖国的“国防卫士”。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驻守的人民军团，他们是天山以南漫漫黄沙中一抹鲜亮的绿，他们用铮铮铁骨扛负这保卫边疆的使命，保卫者人民的安定和谐。在炎热的夏季，一班岗，三四次鼻血，他们只是默默的擦拭。随时随地可能要去与手持凶器的歹徒搏斗，他们要冷静的面对雪亮的匕首。寒冷的冬天，他们随时准备要去面对雪灾中等待救援的人民。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燃烧着青春的热情，在遥远的边疆，他们将审核森四年埋起来，他们将个人的抱负藏在心里，他们知道“责任重于泰山”，他们知道必须有人扛枪，否则“谁保卫咱母亲，谁来保卫家？”面对相亲的感激，他们只谈谈的说：“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对啊，正是民族团结保卫了祖国的安定，军民亲了，心儿暖了，民族团结的篇章就将永远续写下去。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团结的歌曲经久不衰，民族精神代代相传，火红的中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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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外学者开始对雅典的国土防御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雅典进行国土防御作战可选择的战略和战术上。具体体现在为以下三方面，探索雅典城邦战争期间的整体战略和国土防御作战战略；从军事地形学角度分析雅典乡村军用工事的作用和意义；探索古典时期雅典国土防御作战战略战术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雅典 国土防御 战略战术研究现状
 
孙子有句名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第15页，这说明了军事对于一邦一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城邦间的军事斗争一直都是西方古典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人垄断西方古代军事史研究起，到二十世纪晚期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古典军事研究都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军事斗争有两大主题——进攻与防御，尽管有关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军事斗争这两大主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防御研究方面仍然有待改进，特别是城邦的国土防御问题。
由于古希腊城邦众多，只有极少的城邦有较为详实的历史文献记载，即使近年来希腊地区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但想要完全梳理清楚古希腊城邦的国土防御问题仍然有很大的困难。雅典，虽然仅是希腊城邦的一个特例，但由于有相对丰富的历史资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这为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提供了一定的可能。不过，由于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国力起伏而引起的城邦整体战略的必然调整，也让雅典的国土防御问题显得复杂多变。
笔者经过近一段时间的努力，搜集了一些与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相关的考古学和年代学证据，同时研读许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结合个人对有关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的一些理解，将有关此问题的研究概况做一个简要的叙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雅典军事斗争问题的关注都主要集中在战略、战役或兵制等方面。虽然，这一状况跟国内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能获取的资料有限的客观条件限制有关，但在事实上造成了国内对有关雅典国防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的局面。目前，国内学者没有专门研究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的论著，徐松岩[2]、晏绍祥[3]等学者虽然在自己文章中有提及过防御问题，却多是有关部队战斗中的防御问题，且是研究其它问题时一笔带过。这些有关战斗进行中如何防御的简略论述很难说明雅典组织国土防御作战的状况，也就很难让我们从这个希腊世界里具有代表性的城邦身上对古典世界希腊城邦的国土防御问题管窥一二。通过检索发现，目前国内尚未发现有关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的专题研究，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国外研究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的资料相对丰富，因此重点介绍一下国外的研究状况。
1．雅典城邦整体战略和防守战略的研究状况
雅典战略是错综复杂的，随着雅典国力的变化相应进行着调整。C.福尔纳拉（Fornara）著的“The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501-404”[4]一书，尽管没有涉及四世纪雅典组织国土防御作战的战略，却对五世纪雅典错综复杂的战略作出了极其精彩地分析。事实上有关雅典的总体战略研究中，目前以对伯里克利战略的研究为最。这个在古希腊城邦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战略中被学界最为关注的命题，也是学界一直争论的对象。大批学者围绕着伯里克利（Pericles）提出的那个激进的策略——“雅典采取陆上战略守势，闭城退守，坚拒出战。雅典农民经说服而放弃田产和家园，任其由斯巴达及其同盟军队蹂躏，同时全部乡村人口迁至城墙以内坚守”[5]，反复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支持伯里克利战略的学者认为，如果不是瘟疫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那么，这一带有风险性的策略是充分可行性的，况且修昔底德及其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经常忽视骑兵巡逻和海上奇袭的关键性作用，而骑兵巡逻和海上奇袭将使这一作战方针决不仅仅限于单纯防御。卡根（Kagan）、斯宾塞（Spence）和奥伯（Ober）等人都对此战略时行了论争，其中部分文章还被编成了论文集。
在有关战略研究的论著当中有两本特别值得注意的书，一是V.D汉森（Hanson）的“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Classical Greece ”[6]，一是B.H 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的“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7]。V.D 汉森在撰写“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Classical Greece ”第二版时提出破坏农业的战略在实战中并不奏效。因为这一战略“并未对古希腊的果树园和葡萄园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并且这种惯常做法最初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催化剂，以促使农民出身的步兵远离家园，参加露营作战（pitched battles），而不是一种系统性的毁灭乡村的机制。”[8] B.H 利德尔.哈特则就伯里克利的战略和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入侵，与替代大规模的直接的正面对抗的“间接路线”之间的关系，均有一些值得借鉴的评述。这两本专著与上文提到的论著一样，并没有对雅典的整体城邦战略和防守战略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阐释，也没有说明防守战略是如何落实在国土防御实践之中的。
对于跟国土防御密切相关的防御策略研究上，法国人Y.加朗（Garlan）的《古希腊攻城术研究》一书，总结了古希腊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晚期在防御策略上的整个演化过程。除此之外，其它的现代学者几乎都是在自己论著的某个部分对防御策略进行分析。如，G.J 奥利弗（Oliver）在“War,Food, and Politics in Early Hellenistic Athens” [9]的第二部分对国土防御进行的论述；M. 慕恩（Munn）在“TheDefense of Attica: The Dema Wall and the Boiotian War of 378-375 B.C. ”[10]中相应的对国土防御战略进行的论述。这些分析往往就某一个时间的防御策略进行了说明，没有放在古典时期这个大的时间段里去思考，很少去分析是否与以前雅典采取的国土防御策略存在差异。
2．有关地形学和防御工事的研究情况
防御工事跟地形学密切相关，美国学者W.K.普里切特（Pritchett）、英国学者A.W.劳伦斯（Lawrence）、加拿大学者F.E.温特（Winter）、法国学者J.-P.亚当（Adam）等人对地形学或防御工事的研究都有很高造诣，相关的论著都有重要的参考的价值，甚至V.D 汉森还对W.K.普里切特的研究希腊地形学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著作（按八卷本《古希腊地形学研究》）算得上是一部有关古希腊战争的准综述性巨著[8]。D.H. 康威尔（Conwell）“Connecting a City tothe Sea, The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Long Walls”[11]一书的出版，填补了一个空白。D.H.康威尔专门对连接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和雅典的长城进行了研究，对长城的不同阶段和与长城相关联的战略作出了阐释。
研究要塞和德玛墙，最值得有借鉴的是J.奥伯（Ober）和M.芒恩（Munn）的专著。J.奥伯著的“FortressAttica: Defense of the Athenian Land Frontier, 404-322 B.C.”[12]，对阿提卡边境上的堡垒和塔楼系统逐一进行了介绍，提出那些公元前四世纪的防御工事是雅典策略改变的结果这样一个观点，目的是为了取代重装步兵垄断地位从而实施更为灵活的应变政策。但是奥伯对部分的堡垒的解释存在争议。M. 慕恩（Munn）的专著“TheDefense of Attica: The Dema Wall and the Boiotian War of 378-375 B.C. ”就对奥伯就这些堡垒的部分解释提出了质疑。不过，慕恩并不是要推翻奥伯的解释，其书中的观点更多地是将他自己的观点与奥伯的意见进行互为补充，相互完善。而且，慕恩也在书中强调了公元前四世纪时期的古希腊人对边防的重视，以及通常他们对于开阔地带的重装步兵作战的偏爱。然而这两本书还是没有能就整个古典时期的陆上边防作出一个完整的说明。
3．有关雅典国土防御转型问题的研究状况 
雅典国土防御在古典时期的变化是明显的，虽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种转变，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本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专著。J.奥伯将阿提卡边境上的那些公元前四世纪的防御工事看作是雅典策略改变的结果，他在上文提到的专著中说明了这一问题。I.G. 斯宾塞（Spence）在“Perikles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 ”[13]一文中延用了奥伯的部分观点，并指出了雅典防守的另一个变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曾前出麦加拉在麦加拉建立过防守阵地。
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我们还原古典时期雅典的国土防御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由于文献或重要考古证据缺乏之类的原因，许多研究者对于一些防御工事所起作用的解释就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甚至有的研究者出于论证的需要，有时还运用现代的军事理论进行解释，这就造成了古史现代化的问题。如，奥伯对阿提卡边境要塞和塔楼系统的解释就被慕恩所质疑。另外，现在的有关雅典防御作战情况的研究，或侧重于雅典国土防御的某一方面，如战略、战术；或侧重于某一时段的情况，并没有将整个古典时期雅典进行国土防御的全貌展现出来。笔者认为，国外学者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探索了雅典城邦战争期间的整体战略和国土防御作战战略的具体内容，而没有阐明二者的区别与内在联系；第二，分析了雅典国土上的军用工事的作用和意义，然而缺乏一个总揽全局的解释；第三，得出古典时期雅典国土防御作战战略战术存在演变的结论，但对具体过程和原因没有进行细致的梳理。
二、其他问题
首先，研究古典时期雅典的国土防御情况，从可以利用的研究材料上来说是相当丰富的。原始资料有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14]、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和色诺芬（Xenophon）的《希腊史》[16]等的经典作品，此外塔克提库斯（AeneasTacticus）有一本专门讲防御准备的军事手册，苏格拉底（Sok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柏拉图（Plato）等也在其描绘理想国家的著作[10]中对国土防御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另外，阿提卡地区还留存了大量的遗迹，出土了一些碑铭题刻和其它一些考古遗存，这都为研究雅典国土防御问题提供了相应的考古学和年代学资料。如L. 钱德勒（L. Chandler）的《阿提卡的西北边境》，J.奥伯的《阿提卡要塞:公元前404-322年间雅典人的陆上边防》和M. 慕恩《阿提卡的防御:德玛城墙和公元前378-375年的波奥提亚战争》都编列有大量的考古学证据。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雅典国土防御作战的战略和战术将是进行雅典国土防御作战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克劳塞维茨（Carlvorl Clausewitz）认为，防御涉及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内容[18]。对此，笔者深以为然。虽然古典时期古希腊世界没有出现象克劳塞维茨防御理论这样较为科学合理的现代防御理论，但是自战争这一现象产生，“进攻和防御”就随之出现。因此研究雅典国土防御作战问题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进行考察。战略上，重点考察雅典的城邦总体战略和具体的国土防御战略，因为国土防御战略是城邦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城邦总体战略决定其采用何种国土防御战略，而国土防御战略反作用于城邦总体战略。当然，雅典在古典时期的不同阶段城邦实力有变化，因此其城邦的总体战略和具体的国土防御战略都有相应的变化。战术上，重点考察防御的外化形式——防御工事，从要塞、城墙、长城和预警瞭望系统等方面来具体论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雅典在国土防御作战过程中的变化是渐进式的，但总的说来是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为转折点。换言之，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为标志，雅典的国土防御作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因此，系统地对雅典国土防御作战两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雅典国土防御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是今后国内外学者研究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的重点内容。
 
参考文献：
[1]孙武，《孙子兵法》；唐松波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2]徐松岩，《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世界历史》，2008年05期。
[3]晏绍祥，《古风时期希腊陆上战争的若干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06期。
[4] C. Fornara, The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501-404, Historia Einzelschrift 16, Wiesbaden,1971.
[5]时殷弘、惠黎文，《灾祸伏于辉煌之中——对伯里克利大战略失败的政治文化解释》，《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
[6] V. D Hanson, Warfare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7]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London, Faber, 1967. 
[8] V.D Hanson，《西方古代军事史研究现状综述》，张煜译，《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3期。
[9] G.J. Oliver, War,Food, and Politics in Early Hellenistic Athens, Oxford 2007，P.142.
[10] Munn, Mark H. TheDefense of Attica: The Dema Wall and the Boiotian War of 378-375 B.C.Bere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11] David H. Conwell, Connectinga City to the Sea, The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Long Walls. Leiden Boston,Brill, 2008.
[12] J. Ober. FortressAttica: Defense of the Athenian Land Frontier, 404-322 B.C., Leiden: E.J.Brill, 1985
[13] I.G. Spence，Perikles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载Everett L. Wheeler, The Armies of Classical Greece,[A]Ashgate 2007，P.359-377.
[14]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10。
[1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16] Xenophon, Hellenica, Tran. Carleton L. Brown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1961.
[17] 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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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一个特殊的名词，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正如李鸿章所言“千年未有之变局”。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夕阳时刻，更是中国整个封建制度的落幕时刻。所以，这个时期的任何事件我们探寻其原因时，既要从微观角度清朝入手，更不能忽视整个封建制度这个宏观的角度。
宪政，是用宪法或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即“法治高于人治”。晚清宪政，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尝试，它本质上也是中华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而精神与制度的变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下面就传统因素对晚清宪政改革的阻碍作用谈谈我自己的观点。
   （一）地理因素
    从地理位置来讲，中国处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东临大海，西有帕米尔高原与中西亚相隔，西南又有喜马拉雅山把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分割开来。总之，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由此，这里很少受到除北方陆上外族的入侵，相对比较稳定，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此繁衍发展了千年而没有间断。
从气候上来讲，中国大部分处于温带气候，光热水条件较好，适于农作物生长。当然，同时季风气候下的降水不均也造成了水寒灾害频繁。相对来说，这里还是有比较优越的生存环境。
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这里独特的文明。
第一，自然条件的优越为中国农业的发达创造了条件，发达的农业为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提供了自然条件的便利。从氏族社会时期，中国农业就有了很快的发展，勤劳的人民培育了水稻等大批农作物，黄河流域也成为早期的文明发祥地之一。而重农抑商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尤其是晚清宪政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后叙）。
其次，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形成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而由这种格局衍神、生出来的文化观念对中国近代民主化有重大阻碍作用。东亚地区以中国大陆为主体，日本群岛.朝鲜半岛.菲律宾群岛.越南为羽翼的地理位置为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国体制的地缘政治格局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古代中国，始终有藩属国，如琉球，日本，越南，朝鲜，缅甸，苏绿，浩罕，南掌，廓尔喀，坎巨堤，暹罗等等。传统的这种藩国体制让中国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加之中国长期领先，很容易形成“虚骄自大.天朝上国”“我为华夏，外为夷狄”的观念，而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帝王，更笼罩着整个国度。这不能不说与地理位置有重大关系。而虚骄自大的文化观念自然就带有了排外性色彩，使近代中国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显得异常迟钝，具体到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和先进思想更是如此。
第三，中国自然灾害频繁呼唤集权体制维护人们的生存条件。中国处于温带季风区，有优越自然条件的同时，由于锋面雨带移动的不规律性，降水不均，由此造成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对人民的生存始终构成威胁。历史中记载，在1911年之前的2117年里，共有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灾荒，12年就有一次大的灾荒。[1]直到现在自然灾害依然对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所以，自然灾害呼唤中华民族的团结，呼唤集权体制的产生。历史证明，大禹正是因为治水的巨大功绩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从而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集权式政权------夏朝的。其实，早期的自然条件对国家体制的形成是有很大制约作用的。而集权恰恰不利于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政体的转型。我始终认为，中国能够较早跨入封建社会，正是源于周代的分封制。周王在分割土地的同时也分割着国家权力，地方诸侯国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自主权。伴随着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中央权威大大下降，加之分权体系下各诸侯国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地方分离更加明显。而新的封建经济和新的政体也开始在地方诸侯国建立。正是地方诸侯国的改革让中国较早进入封建社会。同样，近代宪政民主国家的建立莫不有分权的传统。
第四，中国北部始终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客观上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保卫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西周时期的犬戎，秦汉时期的匈奴，两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两宋时期的女真契丹蒙古，明朝时期的蒙古女真，以及清朝时期的葛尔丹，几千年来始终存在游牧文明的威胁。而外部势力的威胁客观上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我想这也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存在几千年的外部原因。当然，战争也容易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府力量。汉武帝时期在对外战争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集权对社会转型是有阻碍作用的。集权下的力量会异常强大，从而阻碍新事物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戊戌变法被顽固势力扼杀了，而日本倒幕运动却成功了。原因正是因为日本地方实力派对幕府的打，而中国的地方是不折不扣听命于中央。
    而与此不同的是，欧洲呈现另外的局面。从气候上属于海洋性气候，降水均匀，自然灾害较少，从一开始就缺乏孕育集权文明的自然条件。从地形上讲，地形平坦，临地中海，便于发展商业，却极易受到外族入侵。所以，不难看出，希腊是以一个个城邦文明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典型如雅典文明，斯巴达文明。而地中海面积小而临海的自然条件，又使他们有重商的传统。
同样，正是外族日耳曼人的入侵彻底摧毁了早已千疮百孔的罗马帝国。由此，也形成了欧洲中世纪长期分裂的局面。
综上所述，中国的自然条件催生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特殊的地缘格局让中国处于长时期的中心位置，也孕育了世界其他地区难以匹敌的集权文明。而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分权传统和外部环境安全是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这两个条件均不具备。而这些不同地阻碍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二）经济因素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宪政民主制的能否建立与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正是中国古代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始终无法有质的突破。
重农抑商首次由商鞅在秦国实施，不可否认，它在秦国增强国力以至统一过程中都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但是，这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统一过程中多次进行对外战争，需要充足的农产品做坚实的后勤保障。而且，在封建经济刚刚确立初期，加上战争及灾害，产品还很缺乏，缺少发展商业的起码条件。
但是，在以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重农抑商”竟然被推行千年，其中的原因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原因。我想，它更是一种统治策略。
首先，商业本质是一种交换，必然带来商品人员的自然流动，而作为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来说，人员流动无疑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同样，也会给征收赋税和登记人口带来极大困难。第二，商贾势力膨胀，容易加大贫富差距，加剧土地兼并，加大操作市场的隐患，盘剥百姓，引发矛盾，从而威胁封建统治。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商贾势力，王安石通过变法压制商贾势力，正是为此。第三，农本思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易于实现社会稳定。而且，农业收入稳定，易于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保证政府日常运行。
正是由于重农抑商的政策的实行，让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低水平，难以发展成高水平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形态，始终未能达到瓦解自然经济的地步。这才是晚清宪政甚至中国近代民主化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反应迟钝，难以实现农业性质的转变，这就阻碍了农业的商品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身的封闭性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国长时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可见，封建体制的压制和中国农业商品化的失败，是中国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重大障碍。[2]（192页）而市场是民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拥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因而促进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自由观念，进而要求限制国家的权力，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即实现由专制政治向民主突政的转型。
作为现代化主体的新式商人，由于封建体制的压迫，力量一直不够强大。由于被传统制度的规定和集中起来的传统性政治反对势力所挫败，新兴社会力量的发展备受摧残。[2]（205页）而英日等国，一方面，是旧的农业统治阶级，他们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但经济权力并不稳定；另一方面，是正在倔起的工商业桔英，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但在政治上、社会上尚未站稳脚跟。从而实现联合，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少阻力。但在中国，官僚阶级的特权并未根本触动，而新型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因而不存在商人与传统贵族的联合，发展的阻力异常强大。
综上所述，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制约中国新经济因素成长甚至近代民主化的最大制约因素。
   （三）政治因素
    晚清宪政改革是在数干年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专制政治这一历史背景就决定了改革的艰难性。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由顽固而僵化的中央集权体制向地方分权体制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难摆脱一放即乱的局面。[3]（24页）如果中央没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政府就极有可能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奔中倾覆。历史实证材料也表明，现今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传统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而现代社会大都具有分权的传统。
从中央内部权力分配来说，中国的传统政体属于集权官僚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具有庞大的、职能较分化的官僚机构，君主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具有相当的社会和政治流动性。这与分权制有明显的区别。由于君主垄断了合法性权力，使得权力过分集中，从而使政治体系具有刚性的特征。这种刚性的文化思维模式有利于革命的发生，而不利于改革的成功。[3]（172页）这是因为革命需要将政治问题两极化以二分法将人群分为阵线分明的敌我两大营垒，而改革则需要在各种势力之间做出妥协，实现互有收益的让步。它难于同化改革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势力，以扩大政治权力的容量和政权的社会基础。实践也证明，中国更多的是农民起义的扫荡，而王朝内的改革大多失败。比如王安石变法正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官僚大地主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宋王朝也在此之后一步步走向灭亡。
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迟迟未能形成，除了受以土地为分封基础的契约关系的制约外．还有—个重要的绊脚石是基督教在精神领域的一统天下。政权与教权的斗争成为了中世纪政治生活的主题。中世纪二元政治体系对于后世欧洲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由于教权的长期存在与强大，欧洲政治上的一统被严重“弱化”。[4]在人们的观念中，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是最高层次的上帝之城，世俗国家(政权)则是物欲的、次层次的。这种观念无疑对西欧专制王权的构成羁绊．也为近世欧洲政治自由主义、分权制衡原则提供了思想土壤。
下面以英国为例。
早在安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就形成了君主制。当时的中央政府由国王、王室成员和贤人会议组成。贤人会议的主要成员是教、俗贵族，拥有立法、行政、税收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他们构成了对于王权的限制。诺曼征服后，英国迅速封建化．威廉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王权，但英国的君主王权始终是有限的。这种传统，使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向中央集权过渡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限君主专制这一特点。英因历史学家麦考莱勋爵总结道：“古老的英国政体属于有限君主制类型…(国王的)权力虽很充分，却受两大宪政原则的限制。”这些原则如此古老，没有人能说出它们起于何时，这些原则又如此合效，其顺乎自然的发展已经持续了这许多代，产生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物秩序”。[5]实际麦考莱的“两大原则”可以形象地归结为“国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  这也是英国有限专制政体持点的形象化体现。
   “王在议会中’  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在使王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的同时，也使议会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改革前，议会分上、下两院，由国王召集、统领；改革后议会分成丁三个部分，即国王、上院和下院，国王成了议会的一部分。虽然在议会中，国王处于主导地位(国王有召集、解散议会权，两院通过的议案只有通过英王的签署方能生效)，但国干不能凌驾于议会之上，国于的统治权也只有通过议会这一机构才能体现出来(国王的命令只能通过议会才能生效并被执行)。
    “王在法下”，是英国的政治传统．而专制主义都要求王全至上。为了既维护强大的中央集权，又继续保持英国人古老的“自由”传统，英国人煞费苦心，运用“神法”与“人法”两大概念，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神法即上帝之法，是大地万物的最高难则．人法是人世之法，随着人的变迁而变化。英国人认为，国王是执行上帝之法的仆从，不可凭自己的想象进行统治，也没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国王在现世无法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善、行恶，而只对上帝负责。在社会实际中，法律在英国享有最高权威。英国法律主要包括先前的习惯法(普通法)以及本朝制度的总汇。英国习惯法一问具有独立性，不受当初国王的干涉，英国法官的收入来自法庭诉讼金，经济上具有独立性，故在司法中也较少受国王影响。
    英国有限君主专制的这两个特征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机器相对虚弱，自然也就影响到英国政治民主化的力式，即以和平渐进之路完成制度的变革。
    除了封建体制的顽疾之外，它还有比较合理的制度，从而人们比较留恋旧的体       制而不愿迈出改革的步伐。而这最有代表性的莫如科举制。
科举制与世袭制这一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从全国各阶层中收罗有为的人材，吸收进统治机构。“赤贫如洗”的阶层的人，当然不可能掌握可以中举的学历。但只要出生于握有学习所需要的一定家产的家庭，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良成绩，就有可能成为大官。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下，幕府中的人必须出生于大名的家庭。出生于下级武士家庭的人，一辈于只能当下级武士。但在中国，即使出生于中小地主的家庭，根据其才能，也可能跻身上层。[3]（198页）相反，科举的考试如不合格，即使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子弟也只不过是“土豪劣绅”，不能成为统治机构的成员。作为封建社会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合理性。所以像孟德斯鸠等在封建时代末期活跃的欧洲的思想家，尽管认为它是相当理想化了的形式，但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科举制度对于维持封建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制度，但对于向近代化过渡，应当说是重大的障碍。其原因，首先由于科举制度有着许多合理性，因而使得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对现行体制有着强烈的迷恋，热哀于维持现行体制。[3]（205页）
与此相反，日本的世袭制与血统制所具有的不合理面，表现为包括一部分统治阶级的人对现行体制的反感。著名教育家福泽渝吉也说：“封建的门阀制度因我而成为父母之敌。”下级武士也是武士阶级的一部分，属于统治阶级。日本幕府末期的下级武士对农民起义等虽然也表露出强烈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但对世袭的门阀制还是表示出不共裁天的仇恨。当欧美的政治制度的知识传到日本时，尽管这些知识还欠完备，但日本较早地出现了试图参考这些知识来改革日本的制度的活动。这主要也是由于认为可以以此解决世袭制不合理的问题。
科举制成为近代化障碍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统治机构在录用人材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而妨碍了人材向其他方而流动。由于存在着这种制度，有为的青年只热衷于学习儒家的经典和烦理的八股文。与此相反，日本的统治机构—向贯彻血统制和世袭制的原则，因而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比如说，认为研究新兴的学问——西学是脱出下层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西学家在幕府和各藩的中枢并没有占有很高的地位，幕府末期学西学的人由于其所学内容主要是技术，因而主要看作是技术工作者。但酉学家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可以获得较好的收入。而且在进入明治时代不久，学西学的入不论在政府或民间，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占据了中枢的地位。
日本在幕府末期能够把下级武士的力量集结起来，而中国却来能形成相应的势力，上述情况即使不能说明全部原因，起码可以说明部分原因。
   （四）文化因素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抵可划归臣服型意识形态型。又由于地理封闭型和长期领先的原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封建专制政治有着高度的相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国民性，非但不利于规则化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反而对其建立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纲常名教是专制政治的灵魂，因此，以封建伦理作为改革的文化基础必然对宪政制度的建立具有极大的抵触性。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鲁迅也说中国古代分为坐稳奴隶的时代和做不了奴隶的时代。
在权威型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解决政治争端时的思维方式是“全赢全输”、“胜者王侯败者贼”，缺乏妥协的精神。美国政治学家科思指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具有较高民主素养的人应善于“以妥协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寻求持中的解决办法、使冲突各方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相反，这种对立的文化思维模式有利于革命的发生，而不利于改革的成功。这是因为革命需要将政治问题两极化以二分法将人群分为阵线分明的敌我两大营垒，而改革则需要在各种势力之间做出妥协，实现互有收益的让步。而正是晚清政府内部包括满族亲贵.地方督抚大员.以及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对立宪目的不同和互相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从文化的包容性来讲，中国大多是输出型文化，而不是吸收型文化。即使是唐朝也是输出多而吸收少。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长期领先的历史惯性，不仅仅是因为东亚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更是由于中国的地广人多，必须要求一种统一的文化才能让国家统一。同样，与欧洲形成思想统一政治分裂不同的是，中国在汉武帝时期就实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全部统一。至此，即使有外来的文化传入，主体文化已经在此时形成，并影响千年。以至于洋务派的思想仍然为“中体西用”，没有从主体上改变中国的文化，这是由历史根源决定的。所以，晚清宪政改革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从社会教育形态来讲，中国从乡学到国子监实行的本质是选拔性教育，而不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普及性全民教育。恰恰相反，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是以科举为中心而进行的，由此而形成的原则超越了时代、体制的差异而延续了下来，而且反而得到了增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自宋代依靠科举制确立了统治机构的组成以来，学术和教育都为它所规定。这不仅表现在制度方面，甚至对学术与教育的社会思想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产生了把不能中举的学术都不看作是学术的现象。把教育及教育思想当作“选拔、达到目的型”。科举的目的是在选拔人材。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变成了以选拔为前提的教育，而灶形成了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一—个举而学习的类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就产生了这样类型的教育；“选拔优秀者进行教育”一—对非优秀者没有必要进行教育一一“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教育。”而教育与科举的结合，使社会精英更注重人文科学而忽视自然科学研究，这也是中国近代自然科学落后的原因。仅有的社会精英也成为了旧体制的维护者（比如曾国藩）而缺乏新体制的探索，以至新兴力量难以崛起，思想没有解放，民众没有得到启蒙，不能不说使晚清宪政改革缺乏雄厚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诉，这几个方面的传统因素都对中国近代民主化包括晚清宪政有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而且，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优越的自然条件为重农抑商提供了可能，频繁的自然灾害又催生了集权的国家体制，而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产生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相对封闭的地域形态又加剧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定和延续。同样，也在此条件下形成了崇尚权威统一对立的集权式文化。而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反过来又与中国的环境相容，也保卫了中原自然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则更是把政治与文化紧密相连。它们共同维护了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至于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转身是如此之难，连毛泽东同志都说即使没有外来的侵略，中国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是极其缓慢。再加上近代外来的入侵，清王朝自身的因素，使晚清宪政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三联书店，1997.22-24页
[2]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
[4] 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M]，学林出版社，2003.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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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群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南方古猿在45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江南一带。考古证据显示224万年至  周口店遗址“北京人”复原像25万年前，中国就有直立人居住，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小矮子、元谋人、蓝田人、南京直立人、北京直立人等。这些都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原始人类踪迹。
中国史前时代的各种文化是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以直立猿人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约50至40多万年前），接著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山顶洞人为代表，距今约在20至10余万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性文化是裴李岗文化，这一时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社会尚无明显分层。紧接著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社会性质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社会贫富分化逐渐加深，同时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出现在4900年至4100年前间，目前考古工作已经在长江、黄河流域发现了数个属于这一时期的城址群，如中原城址群、江汉城址群、海岱城址群等。这或许表明在龙山时代，社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根据现在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呈现多元并立的情形：约7000年到5000年前在河南省、河北省南部、甘肃省南部和山西省南部出现的仰韶文化便具备使用红陶、彩陶以及食用粟和畜养家畜的特质。而大约在同一时间，尚有在浙江省东边出现的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北边出现的良渚文化、山东省的大汶口文化。而之后发现的如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则为青铜器时代的代表。
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又称母系氏族制。在母系氏族制前期，人类体质上的原始性基本消失，被称作“新人”，属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晚期。到母系氏族制后期，现代人形成，属于新石器早期。
中国境内的新人化石和文化遗存遍及各地，其主要代表有河套人、柳江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等等。这一阶段的打制工具有较大改进，并发明了弓箭。其生产部门主要是采集和狩猎。人们学会缝制兽皮衣服，产生了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同时，出现了族外婚，形成以一个老祖母为核心的氏族制。由于女子在采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制。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是同姓的，子女也从母姓。
母系社会繁荣时期的文化遗存遍布南北各地，主要代表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等等。此时，生产力水平有明显进步，磨制、穿孔石器取代打制石器；原始农业产生；家畜饲养、原始手工业及副业出现等等。人们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原始审美和宗教观念继续发展，并产生了最早的文字符号。
父系社会
中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出现。由此进一步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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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形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早期的历史，口口相传。神话中有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说法。  後人所绘的黄帝像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朝以前数千年杰出首领的代表，具体而言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三皇是燧（suì）人、伏羲、神农以及女娲、祝融中的三人，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自三皇至五帝，历年无确数，最少当不下数千年。　据现今整理出来的传说，黄帝原系炎帝部落的一个分支的首领。在炎帝与蚩尤大战中，炎帝被蚩尤击败而向黄帝求援，黄帝带领其部族在涿鹿之战中彻底击败蚩尤，后又与炎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将炎帝大败，树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后来黄帝的孙子颛顼和曾孙帝喾继续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帝喾的儿子尧继位，他是一名贤君，创立了禅让制，传位给了舜。在舜时期，洪水泛滥，鲧采用堵塞的方法，结果洪水更厉害了，鲧被处决，他的儿子禹采用疏导的方法，成功治理了洪水，因此被推举为首领。然而他的儿子被启用，破坏了禅让制方式，自立为王，禹建立了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夏朝持续了400多年，在最后一个夏朝君主——桀末期，东方诸侯国商首领成汤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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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
最早的世袭朝代夏朝约在前2070年到前1600年，由于这段历史目前没有发现文字性文物做印证，所只能靠后世的记录和出土文物互相对照考证，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首都遗址，有学者对此持有疑问。根据文字记载，夏朝有了中国最早的历法--夏小正。不过之后的商朝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有文字文物的历史时期，存在于约前1600年到约前1046年。据说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由于荒淫无道而被汤推翻。而商代时文明已经十分发达，有历法、青铜器以及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等。商王朝时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组织，并且具有了封建王朝的规模。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不过手工业，特别是青铜器的冶铸水平也已经十分高超。并且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商朝自盘庚之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因此也称为殷朝。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传子或传弟，多按年龄的长幼继承。  甲骨文与此同时，黄河上游的另一个部落周正在逐步兴起，到了大约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商朝灭亡。周朝正式建立，建都渭河流域的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之后周朝的势力又慢慢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周王朝依然是奴隶贵族统治，有许多贵族的封国（诸侯）。到鼎盛时，周朝的影响力已经在南方跨过长江，东北到今天的辽宁，西至甘肃，东到山东。周朝时的宗法制度已经建立，政权机构也较完善。自唐尧、虞舜至周朝皆奴隶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中国最早有确切时间的历史事件是发生于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国人暴动。
春秋战国
主条目：周朝、东周、春秋和战国
前770年，由于遭到北方游牧部落犬戎的侵袭，周平王东迁黄河中游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始。此后，周王朝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小国（诸侯国和附属国），史称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大国共有十几个，其中包括了晋、秦、郑、齐及楚等。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先后有五个国家称霸，即齐、宋、晋、楚、秦（又有一说是齐、晋、楚、吴、越），合称春秋五霸。到了前546年左右，黄河流域的争霸基本结束，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前403年，晋国被分成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再加上被田氏夺去了政权的齐国，和秦、楚及燕，并称战国七雄，战国时期正式开始。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战国开始划为封建社会，然而大部分西方及台湾学者却又将之划为封建社会的崩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开始后，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最后终于在前221年消灭六国最後的齐国，完成统一，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新时代。  先师孔子行教像(吴道子作)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史称百家争鸣。出现了多位对之后中国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诸子百家），例如鬼谷子、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人。出现了很多学术流派，较出名的有十大家，即道家（自然）、儒家（伦理）、阴阳家（星象占卜）、法家（法治）、名家（修辞辩论）、墨家（兼爱非攻）、杂家（合各家所长）、农家（君民同耕）、小说家（道听途说）等。文化上则出现了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人屈原，他著有楚辞、离骚等文学作品。孔子编成了诗经。战争史上出现了杰出的兵法家孙武、鬼谷子、孙膑、吴起等等。科技史上出现了墨子，建筑史上有鲁班，首次发明了瓦当，奠定了中国建筑技术的基础。能制造精良的战车与骑兵，同时此时中国的冶金也十分发达，能制造精良的铁器，在农业上出现了各种灌溉机械，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为以后人口大大膨胀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华文化的源头基 本上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这一时期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夏朝发明了干支纪年，出现了十进位制。西周人用圭表测日影来确定季节；春秋时期确定了二十八宿；后期则产生了古四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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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kira_ou 于 2012-11-20 21:51 编辑
公元前221年，秦并其他六国后统一了中国主体部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统治国  秦始皇家，定都咸阳（今西安附近）。由于秦王嬴政[1][2]自认“功盖三皇，德过五帝”，于是改用皇帝称号，自封始皇帝，人称秦始皇，传位后的皇帝称二世，直至千世万世。他对国家进行了许多项改革，包括了中央集权（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确立，取代了周朝的诸侯分封制；统一了文字，方便官方行文；统一度量衡，便于工程上的计算。秦始皇还大力修筑驰道和直道，并连接了战国时赵国、燕国和秦国的北面围城，筑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来自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侵袭。秦始皇推崇法治，重用法家的李斯作为丞相，并听其意见，下令焚书坑儒，收缴天下兵器，役使七十万人修筑阿房宫以及自己的陵墓——包括兵马俑等。
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出巡途中，胡亥（即秦二世）与赵高合谋杀害太子扶苏，胡亥即位。胡亥更加暴虐，十个月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包括六国遗臣等野心家乘势作乱，前206年刘邦围攻咸阳，秦王子婴自缚出城投降，秦亡。此后，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 前202年十二月，项羽被汉军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四面楚歌。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楚汉之争至此结束。
汉高祖刘邦登基，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汉开始。由于汉高祖目睹秦朝因严刑峻法、赋役繁重而速亡。所以即位後轻徭薄赋，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汉文帝，重用人才，实行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并且到了景帝末期，国库里的钱积累了不知有多少万，结果串钱的绳子都烂了。历史上把汉景帝和汉文帝统治的这段时期叫做‘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西汉到达鼎盛。并与罗马，安息（帕提亚），贵霜并称为四大帝国。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提议实行推恩令，彻底削弱了封国势力，强化监察制度，实现中央集权；他派遣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大将北伐，成功地击溃了匈奴控制了西域，还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发展了对外贸易，使中国真正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儒家学说也被确立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他艺术与文化也蒸蒸日上。同时期还出现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巨著——《史记》，同时这时的中国出现造纸术，大大推动了文化发展。西汉 汉平帝（刘衎（liu kan），公元前9年－公元6年2月3日）公历纪元开始。西汉发展到了一世纪左右开始逐渐衰败。公元9年，外戚王莽夺取汉平帝政权，宣布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国号为新。然而这些改革却往往不切实际，最终导致农民纷纷起义。
公元25年刘秀复辟了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而他就是汉光武帝。东汉的发展延续了西汉的传统，此时出现了天文学家张衡。编辑中国第一本断代史《汉书》的班固，重新开辟丝绸之路的班超，改进造纸技术的蔡伦，汉的文化吸取了秦的教训，显得相当开明，当时佛教通过西域到达中国，在河南洛阳修建了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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